黄德劲先生诗评：

据报道，2017年7月7日，华夏文化促进会纪念“七七事变”八十周年座谈会在廖彬宇先生的四知书屋召开。李烈钧之子，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陈毅之子陈小鲁；粟裕之女粟惠宁；郭沫若之女，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郭平英；李济深之女李筱松；林琼之子、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林小安；李逸三之子、北大教授李零；任继愈之子、北大教授任重；朱德外孙刘康；郝安仁孙女婿逯弘捷；丁惟汾侄孙、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长牟广丰；李绍白孙女、清华美院教授李有智；张治中之孙张皓霆；赵登禹之孙赵瑞明；佟麟阁之孙佟国威；冰心外孙陈钢；革命十老之一熊瑾玎先生和朱端绶的外孙女、赵朴初唯一弟子原源女士等英雄之后出席活动。

团结出版社副社长赵广宁、央视百家讲坛饮食文化专题主讲人步天北作为特邀嘉宾列席会议。

在此会议上，廖彬宇先生作成此诗，并发表了讲话。

彬宇先生写过多位高僧大德，贵在自由自在出入佛理中，以佛言佛语写红尘悟语，而又一点不落俗套，一点不陷入到“言语法相”中。这十分不易。而鉴真大师的一生，也正是迥脱俗尘，矢志东行的一生。若无为法忘躯的精神，无“先度东夷亿万民”的高远志向与宏大气魄，又哪里是泱泱华夏？哪里是光耀史册千百年的“大唐人”？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唐代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大师。应日本留学僧礼请先后六次东渡，最终成功到达日本，把中国纯正的佛法戒律传去日本，为日本佛教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尊为“唐大和上”和“过海大师”、“大僧都”，也被尊为日本律宗始祖。

彬宇先生怀鉴真大师七律之颔联与尾联，尤具特色。一则完全打破节奏，以“322”的形式横空出世，不同凡响；一则点出鉴真大师东渡最光辉的所在，就是极为先见地要去度心高德薄的东夷亿万民的。全诗诗眼由此完美呈现。

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异常伦”“度东夷”简析之。

异常伦

“最羡僧家自在身，大雄气魄异常伦。”佛家的宗旨，是“放下”，是得“大自在”，是以“大雄气魄”，超越世俗常伦，而勘破“悲欢离合即人事，成住坏空为幻尘”的人生真相。此间境界，非大修行人不可得。

鉴真大师14岁入大云寺为沙弥，18岁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21岁在长安实际寺从弘景律师处受具足戒，并跟弘景学天台宗教义。鉴真是继道岸、义威之后，当时在淮南江左地区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授戒律师，46岁以后是律学授戒的“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东渡之前，鉴真已经俨然是唐代江南一带的佛学宗师。

鉴真大师，出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俗姓淳于，扬州江阳（今江苏扬州）人。战国时期齐国淳于髡是“淳于”姓氏的祖先，在《史记·滑稽列传》中有载，是当时名士，稷下学宫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唐代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淳于棼，来自扬州附近相当发达的家族，是成语“南柯一梦”的主角。当然，淳于棼与鉴真大师有否亲缘关系，并无确证。

根据有关专家的说法，鉴真大师出身于“士”（官宦）家庭，其父极可能是都江县的“中下层官吏”。鉴真本来也是上了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准备将来参加科举的，但是14岁那一年，命运的航道，因为一次参访大云寺，一下子驶向了佛门。

哺育鉴真大师的扬州，作为隋唐时期最繁华的南北水运、海上丝路的重要枢纽，财力雄厚，物质丰腴，文化发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富裕地区，佛教文化因此得以广泛传播与交流。

扬州的州城江都，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端，是内河交通的要冲，是春秋战国吴王夫差居住过的土地，运河也是夫差所开。到唐朝，扬州俨然已是一个国际贸易流通的大都会。天竺人、西域人、波斯人、欧洲人、日本人、朝鲜人等，不同国家、不同人种、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和谐聚居，互通有无。鉴真大师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城市中，自然具有开阔的心胸与高远的视野。

扬州更是当时中国佛教各宗的重要交会场所，佛教大师密集活动的地方。天台智者大师的大弟子灌顶大师，特别是南山律宗的大师级人物，道宜和尚的再传弟子道岸、弘景等，都在扬州生活过。鉴真大师生处其中，深受影响和熏陶。

鉴真大师的父亲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以江阳县大云寺的“智满”为师学佛坐禅。鉴真大师出家之前已经学习了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仅仅14岁，鉴真大师正式出家，18岁师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20岁先到东都洛阳，后入西都长安，翌年三月，21岁的鉴真在长安实际寺，由弘景律师任戒和尚，受具足戒。为鉴真授戒的道岸、弘景都是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的再传弟子，是精通戒律、名闻遐迩的律师。弘景还从智者大师的弟子章安灌顶受学天台宗教义。鉴真从弘景受戒后也学习了天台宗教义。这时鉴真学习的天台教观对后来的传法、教化弟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东渡到日本后，对日本的天台宗的兴起起到了先驱的作用。

据日本凝然著《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下卷所载，鉴真除了师从道岸、弘景之外，还从道宣的弟子融济学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和《释门亡物轻重仪》等，随相部宗的法砺的再传弟子义威、远智、全修、慧策、大亮等学习法砺的《四分律疏》等。

鉴真巡礼游学于长安、洛阳两京，遍访名师，广学兼收。传统文化、医学技艺、建筑艺术等等，都是这时学习积累下来的。

鉴真求学期间，唐朝有许多著名的医学著作出版流行。从公元659至752年间，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王焘的《外台秘要》等中医药经典论著相继问世，流行于中原地区。可以推测出20岁的鉴真在赴洛阳、长安游学期间，储备了丰富的医学知识，由此才能在东渡之前，12年东渡过程中以及到了日本后，不断运用他丰富而精准的中医药知识帮助度化民众。这无疑在他弘法传律授戒的事业中，起到了坚实的不可缺少的助缘作用。

佛教与医学可谓密不可分。不仅佛教中的大菩萨、佛陀常被喻为“大医王”，佛学本身也被喻为能解除身之病痛、心之苦痛的“阿伽陀药”。佛教中的“五明”即所谓“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就包括了医学、医方明为五明之一。医方明，相当于现代的医药科学和医疗技术。

从鉴真到达日本后给日本人传授的佛学中的密宗、天台宗、律宗以及校对订正写本大藏经的事迹来看，鉴真大师注意对佛教经律论等的整体把握，具备了通达戒定慧三学，宗门(禅宗、净土宗、密宗和律宗)与教下(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宗)兼学。从书法、围棋、茶道、医药、建筑艺术等诸多方面的中华文化文明看来，鉴真具备了五明涵盖的各种科学知识技能。所以，丰富的医学等世间的知识和技能，亦是高僧鉴真无有懈怠、孜孜以求的目标。所以，几次东渡和到日本之后，鉴真大师不仅是传播佛教文化的使者，同时也是传播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瑰宝的先驱。所以，鉴真不仅精进地深入经藏、修学戒定慧，而且还积极学习世俗实践的科学技术技艺文化医学知识，为后来成为佛教大师做好了充分准备。

具备了诸多的知识和诸种佛学尤其是戒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福慧双修，德才兼备，实际上是具备了成为一代宗师、佛门领袖的各种条件。鉴真大师在扬州大明寺传授戒律时，已经度僧尼、授戒者不计其数，其中有祥彦、道金、璇光、希瑜、法进、干印、神、法藏、志恩、灵祐、明烈、明债、璇真、惠琮、法云等著名弟子，他们也帮助鉴真弘化，“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众生”(《东征传》)。

鉴真大师是继道岸、义威之后，当时在淮南江左地区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授戒律师。他德高望重，博通大小乘，在东渡日本之前，已经宣讲《四分律》及道宣《戒本疏》(或法砺《四分律疏》)，讲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轻重仪》《羯磨疏》等百多回，并且还从事造寺、造像、施舍、救济鳏寡孤独贫困及抄写佛典等多种弘法利生事业。所谓“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东征传》)。可见，在东渡之前，鉴真在江南一带的影响是巨大的，俨然是唐时代江南一带的一代宗师。这也就给鉴真东渡，做好了充分准备。

“最羡僧家自在身，大雄气魄异常伦。悲欢离合即人事，成住坏空为幻尘。”得了大自在，拥有大气魄的鉴真大师，一点都不凌空蹈虚，而是深知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成住坏空，而要在有生之年，为佛法东渐，倾付全部心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诗颔联巧用了“三拗五救”的法则，即 “成住坏空为幻尘”，第三字本为平声字，但用了“坏”这一仄声字，属于犯拗，于是改变了第五字的平仄来救，用了一个平声的“为”来完成救拗。这十分不易，而又巧妙无迹！充分证明彬宇先生对于律诗的把控及驾驭早已炉火纯青，左右逢源。

度东夷

“天下间无非是戏，世情里岂可当真。”滚滚红尘，凡俗世间，都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哪里当得了真呢？“心高德薄必生祸，先度东夷亿万民。”小到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心高德薄，必然会欲望膨胀，无所不为，最终酿出祸端，遭受惩罚。我们一衣带水的东夷邻居，正是其中的典型。屡屡发动战争，图谋侵吞他国国土利益，最终害人害己，吞下败亡苦果。鉴真大师的东渡，不论从现实还是长远，都对消弭对方的炽欲，平抚人心，实现和平共处，居功至伟，影响深远。

鉴真大师一生最辉煌的创举便是东渡日本，弘法异域。鉴真大师东渡日本，绝不是一件心血来潮的孤立事件，而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有机的一环，是鉴真佛学思想远见卓识的表征。

对于鉴真东渡的时代背景，汪向荣先生从日本的视角认为，一是日本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统治；二是人民逃避压榨归身寺院；三是统治者从佛教内部进行控制。卞孝萱先生的文章《中日友好与鉴真东渡》，则从中日交往关系的角度，认为日本在“大化革新”后一段时间内，十分注重与中国唐朝的交往，在政治制度、科技文化、书法绘画、音乐美术诸方面，都有意识学习仿效唐朝。

“正是在中日文化交流达到高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鉴真一行的东渡。”日本佛教的传播，主要是依据汉译佛经和唐人著述，朝廷想把整个佛教事业控制起来，加之受到唐朝佛教影响的日本僧尼也迫切需要戒律，日本学问僧才到中国聘请有一定造诣的佛教戒师。

很显然，日本方面的诚意邀请打动了鉴真大师。同时当时国内的佛、道之争，唐玄宗对道教的大力推崇和对佛教的贬抑，也在客观上促使了鉴真大师的离开。但是更重要，或是最根本的，还是鉴真大师深怀弘法域外的高远志向，完成将玄奘从西方带回的戒律思想东传日本，加快佛教东渐的夙愿。

而且追根溯源，鉴真大师矢志东渡，也必然有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

儒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修齐治平，兼济天下。关注社会，关注现实民生，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济世利众，胞民物与，正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此正与佛教的大乘思想，深相契合。儒、佛对人类的终极归向虽持极为不同的立场，一者意在于兼济，一者意在于解脱，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实质是共通的，这也正是大乘佛教植根中国本土，并对中国社会思潮发生重大影响的根本所在。所以，一些受过儒家教育的高僧大德在进入佛门的时候，都没有放弃儒家的传统兼济思想。

鉴真大师亦是如此。具有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精神的鉴真大师，同时也保留有儒家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当然他的“兼济天下”是将芸芸大众从无边苦海中拯救出来，所以才毅然选择域外弘法，“舍生取义”，执意东渡。

鉴真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毅力去实践一项宏伟的事业，自发愿以来六次东渡，前后跟随的僧俗达二百余人，前后同伴已死去三十六人，道俗退心的二百余人，坚持到日本的只有他和日本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话等几人，他们经过十二年的东渡历程终于达到了赴日传戒的目的。鉴真不仅是向大自然挑战，也是向自身生命极限挑战，并在挑战中体现了自我生命的价值，呈现出了生命的可贵气象。

《续日本纪》《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了鉴真抵达日本的具体行程。公元753年11月16日，鉴真第六次乘上赴日的船舶，12月20日到达日本萨摩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南萨摩市境内）。第二年2月4日他终于抵达奈良，公元763年6月鉴真在奈良逝世。

简述一下六次艰辛备尝的出海历程：

一、初遭告密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荣睿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访大和尚鉴真，诚恳地邀请鉴真东渡传法授戒。鉴真征求弟子意见，问有谁愿意去日本传法授戒？结果弟子一时默而不答。此时弟子祥彦进言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时众僧咸默，无对而已。鉴真大师看了弟子们的表现，斩钉截铁地说:“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就断然决定亲自东渡日本传法授戒。这时有祥彦、道航、思话及高丽僧如海等21人愿意随去。由此，东渡的事情相约好后，就开始启动第一次东渡的准备工作了。

但东渡出航前夜，意外发生了。道航不同意高丽僧如海参加东渡，道航对如海说:“今向他国，为传戒法，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说像如海你这样不学无术者，去不得传法授戒。当时如海非常愤怒，就决意诬告道航。结果东渡被迫中断。

二、次遇台风

“备办百物”，准备充分后，鉴真一行就出发了。这一次虽然没有人为的灾难，但遭遇到了令人惊恐万分的天灾。大船行至今南通狼山附近的狼沟浦，一个猛浪袭来，军船触礁撞破，只好上岸修理，第二次东渡仍以失败告终。

三、三渡船破

第三次东渡，在同年底或次年(744)初。在下屿山修船，再次起航想先至桑石山(嵊泗列岛的小洋山)，但还是风大浪急，无法上岸。好在脱离险境之后，船才被岩石撞破。后获救。

四、四渡遭告

第四次东渡于天宝三年（744），虽做准备，但仍未能成行。鉴真应请为越州、杭州、湖州、宣州等诸寺僧众讲律授戒，同时为东渡做准备，先派弟子法进等人至福州备粮买船。不久鉴真率弟子南下巡礼天台山国清寺，取道临海县永嘉郡往福州方向前往，入住禅林寺。越州等地的僧众和鉴真弟子灵祐等人，担心鉴真东渡死生莫测，便告官府制止鉴真东渡。故荣睿、普照又被官府拘捕。鉴真师徒也在禅林寺被官差拦截，被遣送回扬州崇福寺。这次东渡遭弟子灵祐等的告发而流产，但鉴真巡礼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山国清寺，与天台宗结下了更深厚的缘分。

五、五渡北归

鉴真师徒第五次东渡率僧人、工匠、水手等共35人。从崇福寺出发。为等顺风，出长江后鉴真一行在舟山群岛一带停留了数月，直到11月才出海。在东海上，该船遭到强大北风吹袭，连续漂流14天至南海岛屿，16天后漂流到了振州上岸，入大云寺安顿。鉴真北返，经过万安州、崖州、雷州、梧州到达始安郡（今广西桂林），途经端州（今广东肇庆）时，荣睿病死于该地龙兴寺。在韶州时，普照离去，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不久鉴真大师双目失明。过了大庾岭，大弟子祥彦坐化，鉴真十分悲痛，回到扬州。

六、六渡功成

天宝十二年（753），日本国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大使大伴古麻吕、秘书监吉备真备，在晋见唐玄宗后，准备携同在中国留学36年、在唐朝任秘书监兼卫尉卿的阿倍仲麻吕（唐名朝衡），取道扬州回日本。到扬州后的十月十五日他们拜谒了在延光寺的鉴真，说明唐朝廷的态度。《唐大和上东征传》有载，因唐玄宗崇尚道教，因奉老子为皇室李姓之祖，看到日本大使的请派鉴真等到日本传法的奏折后，也提出派道士到日本传教。然而因为日本当时还不信奉道教，大使便以日本君主不信奉道教为由，表示委婉拒绝，但仍留下四人学习道教，同时也收回了请派鉴真赴日的请求。日本大使在见到鉴真后，便提出请鉴真自己决定去留。鉴真当即表示同意东渡。于是鉴真大师先住进了扬州龙兴寺，准备第六次东渡，并最终成行。

鉴真东渡，除了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征服桀骜不驯的风涛外，还要排除来自社会的干扰。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使人们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家乡，人情的沟通、意见的统一、信息的传递极不便利。因此，鉴真产生东渡的想法殊为不易。而且，鉴真东渡没有得到大唐朝廷的许可，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偷渡”性质，，鉴真东渡的目的更不可能被外界所理解，因而必然要遭到种种阻挡。鉴真遇到的第二重困难是僧侣思想的分歧和外界的压力。《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讲到鉴真受到的种种挫折，很大部分即是社会原因所致。传律授法、弘扬佛教是鉴真的责任，但要完成东渡这项伟业，却又不是鉴真一人所能承担的，他必然要在僧俗中组织起一支坚强的队伍，凝聚起一种精神，依靠集体的智慧和能量去突破一个个关隘。所以，鉴真东渡的行为，超越了他的时代观念，也体现出鉴真过人的胆识和睿智。

鉴真东渡弘法所具有的思想意义已远远超出东渡这一事件本身,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佛教思想东传发展史来看，鉴真东渡尽管不是最早但却是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一次，为佛教思想的东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佛教思想传播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第二，从唐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佛教思想的本土化是当时一个主要的时代课题或者说时代潮流,中国佛教各宗的出现是一种表现，鉴真东渡传法是另一种表现。印度的佛教创立和成熟以后便开始向四周各国幅射，印度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完成后，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派与思想，必然会产生传播与输出的需要，鉴真东渡传法正是这一时代需要的产物。因此鉴真东渡也是唐代佛教思想发展史、唐代佛教文化发展史上的丰碑。

第三，鉴真东渡将唐代发展成熟的律学传入日本，这对唐代律宗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式标志，在律宗思想发展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鉴真以前赴日传律的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璿，虽说也是律宗高僧，但由于他的地位与思想的限制，，对日本律宗的作用及影响远不及鉴真。鉴真不仅在日本设立包括东大寺在内的三座戒坛,建立日本律宗的总本寺——唐招提寺，弘传戒律，并且还培养了一批日本的律宗传人，正式创立了日本的律宗，使律宗在日本佛教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与三论、成实、法相、华严、俱舍并称“南都六宗”，从而使中国的律宗在异国他乡得到了弘扬。这是鉴真对律宗思想发展的伟大贡献。

第四，鉴真东渡既是他本人思想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继续升华的机遇。虽然鉴真大师没有任何佛教著述流传后世，我们不能直接发现他的佛教理论与思想，但是鉴真大师敢于赴域外弘法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佛学思想的深厚与成熟，也说明他具有自己独到的佛学理论，因为一个没有思想深度、理论高度的僧人或思想平庸的僧人，是没有这种气概和勇气的，，也缺乏这种开放的眼光和胸襟。更何况，鉴真在日本的所有佛事活动已经体现出了他的思想和理论的水准。

第五，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相互往来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鉴真东渡更是一座丰碑，表明唐代中日文化交往已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的递升。从唐朝方面来看，充分显示了印度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完成和中国佛教思想的成熟。从日本方面来看，遣唐使大多重在学习中国物质文明，意识形态方面除了儒家思想外并不多，邀请鉴真东渡传法表明日本开始自觉学习中国宗教意识形态的精神文明成果。可以说，鉴真东渡奠定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特别是文化交往的重要基础。

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在唐代达到兴盛，日本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是沧海淼漫，难以一至的国家，所以当时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以日本人为多，中国人较少。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和学问僧、留学生等，因航海技术手段落后，跨越波涛汹涌的大海常常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和财产损失，有时在遭受海难漂流到海岛或者陆地之际,可能因为语言不通等缘故，被土著居民追杀，或者遇上风浪，船毁人亡。如第十次遣唐使共五百九十四人搭乘四艘船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回国时，遭遇飓风，其中一船漂至昆仑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一带)，船员多为土著追杀或死于瘴疫，仅存四人于天平十年（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回到日本，另外一船则杳无音信。

鉴真东渡更是经受了风涛之险，疫病之困，世俗偏见，官府阻挠。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五次扬帆都归失败。特别是第五次东渡，船只漂泊到海南，在重返扬州的千里归途中，日本僧人荣睿因病死于端州，忠实弟子祥彦因病死于吉州，鉴真自己也因暑热困顿而几乎双目失明，精神上受到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打击。鉴真在困难面前并没有退缩，他始终用顽强的精神激励自己，用坚定的意志感召大家。他和弟子百折不挠，终于完成了他的宏愿!《唐大和上东征传》写道：

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卅六人，总无常去退心。道俗二百余人，唯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话，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方知济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极多。

此正是彬宇先生言——“天下间无非是戏，世情里岂可当真。”深悉这一点的鉴真大师，怎么会把困难看在眼里，又怎么会觉得心怀叵测，世情不化的东夷，不可改变呢？

鉴真东渡极大促进了日本奈良社会的文化发展。《唐大和尚东征传》在鉴真逝世16年后（公元779年）写成，是最早由日本人用汉语书写的记述鉴真事迹的作品，是有关鉴真研究的最重要史料之一。据相关记载，鉴真在日本被称为“律宗开山祖”“天台宗先驱”，他带去的经卷数量为35种850多卷。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最初是在鉴真弟子法进的教诲下学习鉴真一行带来的天台宗典籍，后又赴唐朝留学，返日后终成一代宗师。鉴真还有“医药始祖”“文化之父”之称，证明他除了传播佛教文化外，还给日本带去了医学、建筑、书法等方面的先进文化。

鉴真是为中日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受到日本主政者和国民纪念、赞扬。鉴真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据传该寺南大门上的寺名由孝谦天皇（公元749—758年在位）书写。“招提”源自梵语，一说是四面八方的意思，另一说是指在佛身边修行的道场。修建该寺的目的，一是为前来求教戒律和受戒的僧众提供食宿，二是为了超度邀请鉴真来日的圣武天皇的亡灵。1998年该寺作为“古都奈良文化财富”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据《招提建立缘起》《招提千岁传记》《诸寺缘起集》等记载，寺内的金堂由该寺第四代住持、鉴真弟子安如宝主持建造，是存世最古老的佛殿建筑，列为日本国宝。金堂外观与中国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相似，建筑风格属唐代。该寺在镰仓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和昭和时代经多次修缮，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与地位。

江户时代的俳人松尾芭蕉1688年到访唐招提寺，写下俳句“手持嫩叶，我想为您拭去眼角的珠滴”，表达了对鉴真的崇敬之意。中日邦交尚未恢复时，为纪念鉴真逝世1200周年，日本政府把1963年6月忌辰至次年忌辰之间称为“鉴真年间”。1970年去世的日本美术史专家安藤更生表示：“直到今天，日本人依然在很多方面沐浴着鉴真和尚的恩惠。”2011年4月，日本启动了复制国宝坐像的项目，于2013年6月完成复制像，该像安置在唐招提寺的开山堂内，常年开放。国宝坐像依然供奉在御影堂内，每年只在鉴真忌辰前后开放三天。

今天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纪念鉴真，不仅仅在于他那坚定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更在于他带给日本人民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带给人类和平友好的先进理念。鉴真一踏上日本的土地，便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建立戒坛，弘法传律，为众多僧俗授戒，完善授戒制度，结束了佛教东渐传入日本后长达二百余年的混乱状态，使日本佛教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一直到临终，鉴真还念念不忘戒律的传播和四方前来学习的僧侣们的生活。他曾对思话说:“我若终，己愿坐死。汝可为我于戒坛院别立影堂，旧住房与僧住。”鉴真这种只想到弘法而丝毫没有考虑个人得失的精神，为他的弟子继承下来，他们像他一样艰苦奋斗，终于使中国律宗在异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鉴真大师坚定的意志和无私精神以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举动,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鉴真大师历狂风巨浪的洗礼和生死磨难的考验，把一生全部的热情和能量，毫不保留地贡献给了中日两国人民，鉴真大师不懈地在中日两国传道授戒，点亮了人民的智慧心灯，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永远赞不完，写不尽。

“心高德薄必生祸，先度东夷亿万民。”对于时时蠢蠢欲动的东方邻居来说，心高而德薄，行险而侥幸，岂能有好的结局？而伟大的鉴真大师，以己之行德，度化东夷，让其知有更加伟大之中国，爱好和平，俊才辈出，当虔信佛法，切勿生衅。大师之功德，何其无量也！

（本文多参考《鉴真评传》·郝润华；《鉴真》·林敏；《鉴真》·余日昌等）

张红星教授注：

常伦：即伦常。《史记‧宋微子世家》：“于乎！维天阴定下民， 相和其居， 我不知其常伦所序。”

成住坏空：佛学名词。成是指事物的生成、产生阶段，住代表事物形成之后的相对稳定存在的阶段，坏意味着事物开始走向衰败、损坏，空是事物最终的消亡阶段。在佛家观念中，世间万物最终都会经历这样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它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世间一切有为法（因缘和合而生的事物）都无法逃脱的无常规律。这种观念提醒人们事物是不断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从而引导人们不要执着于事物的表象和暂时的存在状态，以一种超脱的心态看待世间的种种变化。

幻尘：佛学名词，虚幻的尘世。《圆觉经》卷上：“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心灭故，幻尘亦灭。”

世情：世俗之情。晋·陶潜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诗：“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坛经‧付嘱品》：“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

东夷：旧指我国东方日本等国家。明·陆深 《春雨堂随笔》：“今世所用摺叠扇，亦名聚头扇，吾乡张东海先生以为贡于东夷…… 东坡谓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正今摺扇，盖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制为泥金面、乌竹骨充贡。出自东夷果然。”明·宋应星 《天工开物‧倭缎》：“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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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84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