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抵達北京，展開為期兩日的國事訪問。今次已是普京第25次訪華，今年適逢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30周年。普京訪華時表示，俄中關係已達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在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不斷深化的當下，回溯兩國交往的歷史脈絡可以發現，作為近代中西文化與國際貿易重要樞紐的澳門，在數百年前中俄早期外交、經貿、文化互動中，曾數度扮演了極為特殊且關鍵的媒介角色。
1945年，俄國畫家史密羅夫旅居澳門時所繪製的水彩畫「南灣及主教山」。（文化局圖片，摘自IC Art藝文棧Facebook網頁）
明末清初的「外交秘書」
中俄兩國早期的政治與外交接觸，可追溯至17世紀。當時，西方天主教傳教士來到中國，基本上都會先在澳門落腳，學習中文、滿文及中國的禮儀風俗，隨後再等待清廷徵召北上京師。
根據柳若梅教授《中俄尼布楚談判與經由澳門入京的北京耶穌會教士》一文中所述，康熙年間，清廷與沙皇俄國在東北邊境爆發軍事衝突。當時清廷內部缺乏精通俄語或拉丁語（當時歐洲法定的外交語言）的本土外交人才，經由澳門北上、在清廷宮廷任職的傳教士，因其同時精通拉丁文、滿文和漢文，被康熙皇帝委以重任，化身為中俄外交談判的關鍵中介。
1689年，在中俄兩國簽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尼布楚條約》過程中，葡國傳教士徐日昇（Tomé Pereira）與法國傳教士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作為清廷代表團的隨員與翻譯，直接參與了全套談判流程。該條約最終定稿的文本中，除了滿文、漢文與俄文外，拉丁文版本正是由徐日昇等人協助起草，並作為界定雙方邊界與權利的核心法律依據。在這段早期中俄政治博弈的過程中，傳教士們既履行清廷的外交職責，又夾雜着歐洲宗主國與教會的利益權衡，令澳門間接成為了影響東北亞地緣政治的重要節點。
在徐日昇的故鄉——葡萄牙北部城市馬利康新鎮(Vila Nova deFamalicão)，人們為他樹立了一座半身銅像。（維基百科圖片）
19世紀初隨克魯森什坦恩到訪澳門的俄國畫家季列吉烏斯所繪製的 「澳門多林文花園中的賈梅士洞」 。（文化局圖片，摘自 《文化雜誌》 ）
嘉慶十年的經貿試探
隨着全球航海貿易的擴展，俄羅斯與中國的交往從早期的內陸邊境談判，延伸至南方的海上貿易網絡。清嘉慶十年（1805年）的11月，歷史上第一艘抵達中國華南沿海、具有官方背景的俄國貿易船——由克魯森什坦恩（Ivan Kruzenshtern）率領的「希望」號（Надежде）抵達澳門外海，並錨泊氹仔水域。
俄國商船在澳門的靠泊與貿易企圖，立刻引發了清政府的警惕。清廷依據當時的「廣東貿易常規」以及「防範外夷」等政策，認為俄國屬於陸路通商國家，未准其自海路通商，並禁止俄船隻再度進入澳門洋面進行海上貿易。這一事件反映出，在19世紀初的全球貿易擴張中，澳門已成為各方列強測試清廷外貿政策底線的前沿陣地。
1891年迎接皇太子風波
1891年春天，當時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後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曾計劃訪澳的。當時澳葡政府邀華葡紳商組成公會籌辦迎接禮儀。
根據當年4月2日《澳門政府憲報》記載：「前因大俄國王太子欲來澳遊觀，是以督憲邀集本澳紳商，聯為公會……嗣因大俄國王太子不果前來……但該公會紳商等……同心踴躍，籌款備物，概行自出。茲督憲深為嘉悅，傳諭褒美。」雖然俄皇太子訪問最終未能成行，卻已反映出當時華人紳商在澳門地方事務與政治動員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從清初外交談判桌上的拉丁文草案，到19世紀海上貿易的先行試探，再到沙皇太子未竟的澳門之行——澳門與俄羅斯的歷史互動，勾勒出一幅「以小見大」的地緣政治圖景。這座城市雖從未處於風暴中心，卻總能成為各方勢力博弈的暗線節點。當下，全球秩序加速重構，大國關係日趨複雜，澳門作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歷史載體，提供的不僅是學術研究的史料，更是一種具有韌性及彈性的交流模式。這座城市仍有潛力成為中國連通世界、與各方平等對話的堅實橋樑。（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所著之《澳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