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据最高人民法院公众号消息，2013年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设立以来，全国已设立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从“一枝独秀”到“雁阵齐飞”，各自由贸易试验区坚持差异化、特色化探索，因地制宜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

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是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稳步实施的重要保障。人民法院全面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坚定不移服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法妥善审理了一批涉自由贸易试验区案件，积极服务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注重鼓励法律框架下的创新实践，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和规范自由贸易市场秩序，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健康高效运行，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本次发布的5个典型案例涉及国际航空运输、中欧班列运输、跨境电商信用保障交易、跨境电商海外仓、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多个领域，是涉自由贸易试验区常见纠纷，争议解决规则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指导性，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实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作用。

一是先行先试，发挥专业化审判优势。在调整案件管辖范围、完善审判机制等方面因地制宜开展制度创新，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提供试验支撑。案例一即某航空公司与金某公司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是海口海事法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的具体体现，是海事法院适用国际条约审结国际航空运输合同纠纷的第一案，为加强交通运输案件审判专业化建设提供了试点经验。

二是规则引领，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特色探索。积极回应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实践需要，准确诠释规则，妥善解决争议，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产业能级、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案例二即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与渝某实业公司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反映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核心承载地建设的新的司法需求。案例三即顶某国际贸易公司与某跨境电商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保障了跨境电商平台信用保障体系的创新发展。

三是协同治理，落实和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坚持以法治“硬措施”不断助力优化营商“软环境”，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运行。在案例四即黑龙江公某公司与苏州肯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向苏州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发出关于支持企业建设海外仓的司法建议，推动行业协会更加重视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防范。在案例五即王某、冯某某与邱某某、刘某等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确认违反海关法关于海关监管规定的交易行为无效，并将违法线索移送行政执法部门，在办理案件的同时协同推进重点领域监管体系的创新优化。

目录

案例一 某航空公司与金某公司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案例二 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与渝某实业公司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案例三 顶某国际贸易公司与某跨境电商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案例四 黑龙江公某公司与苏州肯某公司合同纠纷案

案例五 王某、冯某某与邱某某、刘某等合同纠纷案

案例一

某航空公司与金某公司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1月，某航空公司与金某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约定由某航空公司执飞北京至洛杉矶往返航线，金某公司支付包机费用，包机价格与燃油价格实行联动，并约定合同的效力、解释、履行等适用中国法律，承运方对包机方的赔偿责任适用《蒙特利尔公约》。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淡季价格下调、旺季价格上涨。合同履行中，某航空公司按照约定将金某公司托运的货物运至洛杉矶。少数运单因飞机配载、跑道限制或天气状况等原因出现拉货（指原计划配载的货物未能全部装上飞机）及货物丢失情形。但对于全部拉货，某航空公司已在后续最近航班中运输完毕。2022年7月，金某公司以国际燃油价格暴涨造成包机价格过高构成情势变更为由，停付包机费用，单方中止合同。某航空公司起诉金某公司，请求支付拖欠的燃油费、包机费及违约金。金某公司提起反诉，请求某航空公司返还押金、赔偿拉货和丢货损失。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认为，案涉当事人虽均为中国企业，但飞行航线为北京往返洛杉矶，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案涉航空运输为该公约所规定的国际航空运输，《蒙特利尔公约》在本案中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有关合同成立、效力、解释、履行、变更等争议，《蒙特利尔公约》没有规定，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中国法律。金某公司单方中止合同构成违约，其关于情势变更的抗辩不能成立，故判令其承担支付燃油款4516550元、包机费用3125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法律责任。根据《蒙特利尔公约》及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修订的责任限额规定，运输中货物丢失或损坏的，承运人应按照每公斤 22 个特别提款权进行赔偿，但提货人至迟必须在收到货物之日起 14 日内就丢失或破损提出异议，否则不得向承运人提起诉讼。金某公司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异议的，丧失索赔权。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异议的部分，因《蒙特利尔公约》规定损失以所丢失或破损的货物之重量为计赔单位，金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丢失货物的重量，其要求赔偿拉货丢货损失的反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金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适度扩大海口海事法院民商事案件受理范围，集中受理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纠纷及国际航空运输合同纠纷案件，发挥专业审判优势，推动实施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本案是首个由海事法院适用国际条约审结的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合同案件，是落实上述意见精神、适度扩大海口海事法院民商事案件受理范围的具体体现。本案坚持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原则，彰显了我国恪守条约义务的开放包容司法形象，严谨论证了《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货损索赔条件以及情势变更的适用标准，对明晰国际航空运输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规范国际航空物流权责关系具有示范意义，体现了自由贸易港法院专业化审判的优势。

案例二

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与渝某实业公司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唯某公司与渝某实业公司签订《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约定渝某实业公司为唯某公司在中国、中亚、俄罗斯及其他欧亚大陆国家之间的国际联运提供代理服务。本案所涉业务系由渝某实业公司采用铁路集装箱运输方式承运麦麸颗粒，出发地为哈萨克斯坦，目的地为中国重庆市。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为上述麦麸颗粒运输提供陆运一切险保险。2021年5月，收货方唯某公司卸货时发现集装箱破漏渗水，导致货物受潮霉变。经公估机构现场查勘，核定案涉货物按全损处理。保险公司于2021年9月10日向唯某公司赔付后取得受损货物权益。保险公司认为，渝某实业公司未按约定将货物完好运输到目的地，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渝某物流公司、某多式联运公司作为该批麦麸颗粒国际铁路运输过程中的承运人，应在各自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遂提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诉，向渝某实业公司、渝某物流公司、某多式联运公司主张相应责任。

【裁判结果】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应根据法律关系的性质分别适用准据法。保险公司能否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问题属于保险合同关系项下争议，保险合同未约定适用的法律，应适用与该保险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合同双方登记地均在中国，应适用中国法律。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履行了赔付义务，有权行使代位求偿权。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依据的基础合同关系的准据法应根据唯某公司与各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逐一确定。唯某公司与渝某实业公司签订的《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约定适用中国法律。唯某公司与渝某实业公司之间形成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渝某实业公司根据协议负有提供清洁集装箱的义务，其提供使用的集装箱存在破损等情况，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判决渝某实业公司赔偿货物损失及资金占有利息、驳回保险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渝某实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成渝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中欧班列助力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本案是中欧班列集装箱运输货损赔偿责任认定的典型案例。中欧班列途经多个国家，涉及运输、仓储、保险等多重法律关系，可能涉及适用不同的准据法，办理难度较大。本案清晰梳理了不同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对于解决中欧班列运输所涉争议，更好发挥“钢铁驼队”功能，进一步推动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具有示范意义。

案例三

顶某国际贸易公司与某跨境电商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顶某国际贸易公司与某跨境电商平台签订了《信用保障合作协议》和《信用保障服务规则》，开通了信用保障服务。根据上述约定，海外买家如使用境外发卡行发行的信用卡支付，可在交易达成后于银行端发起信用卡拒付申请，若卖家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交有效抗辩材料，信用卡发卡行可判定买方拒付成功。顶某国际贸易公司通过某跨境电商平台与海外买家签订了多笔信用保障订单，海外买家用信用卡支付了订单款项。顶某国际贸易公司发货后，该海外买家以“假冒商品”为由向信用卡发卡行发起拒付，某跨境电商平台通过邮件向顶某国际贸易公司发送“信用卡拒付通知”，告知其尽快联系买家了解拒付原因，在7个自然日内提供抗辩资料。后顶某国际贸易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交抗辩材料，信用卡发卡行判定买方拒付成功，某跨境电商平台将上述订单基于信用卡支付的货款自顶某国际贸易公司账户扣划后返还至信用卡银行账户。顶某国际贸易公司主张某跨境电商平台自其平台账户扣划资金的行为违法，起诉要求某跨境电商平台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顶某国际贸易公司自愿注册某跨境电商平台会员，双方签订的平台协议、认可的平台规则合法有效，应按协议、规则约定全面履行各自权利义务。顶某国际贸易公司和案外人买家签订了信用保障订单，买家向信用卡银行端发起拒付申请后，某跨境电商平台及时告知了顶某国际贸易公司，因顶某国际贸易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交抗辩材料，信用卡银行判定买家拒付成功。根据上述平台协议、规则的约定，在此情形下，顶某国际贸易公司应承担某跨境电商平台被拒付的金额，某跨境电商平台有权从顶某国际贸易公司的平台账户余额等款项中进行划扣，遂判决驳回了顶某国际贸易公司的诉讼请求。顶某国际贸易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在跨境贸易中，海外买家通常选择信用卡支付货款，跨境电商平台通常与信用卡发卡行合作，并与商家签订信用保障服务协议，建立跨境贸易信用保障体系，搭建买卖双方的信任桥梁。该案裁判规则有效促使平台商家重视信用保障规则，熟悉处理流程和时限，积极维护自身权益，避免错失抗辩时机、造成不利后果。完善的信用保障体系是跨境电商平台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助于买方降低交易风险，也能帮助卖家拓展商机、增加订单，达到多方共赢的效果。该案的办理体现了对跨境电商平台创新发展的支持保障，彰显了信守承诺、尊重规则的契约精神，也显示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的重要平台作用。

案例四

黑龙江公某公司与苏州肯某公司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黑龙江公某公司（以下简称公某公司）主要从事跨境电商业务，在德国亚马逊平台销售商品。根据亚马逊平台跨境业务规则，卖家需将备货投放至所在国的亚马逊仓库，公某公司于2020年将其销售的真丝枕套备货投放至亚马逊德国仓库。2021年4月，亚马逊以平台规则为由要求公某公司全部商品下架，但亚马逊对于下架商品并不提供跨境退运服务，公某公司需提供位于德国的收件地址以接收退运货物。公某公司委托苏州肯某公司（以下简称肯某公司）代为接收德国亚马逊平台退货1936件，并将货物转运回国。肯某公司自身并未在德国建仓，而是转委托德国当地海外仓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义务，德国当地海外仓公司丢失了其中的581件货物，公某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肯某公司赔偿损失75526.12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某公司提供了亚马逊平台退运订单的邮单记录、平台对于签收情况的回复邮件、部分订单的快递查询记录、肯某公司与德国海外仓公司关于部分货物签收的微信记录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证明亚马逊平台已向德国海外仓公司退运1936件货物并经签收。肯某公司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德国海外仓公司已将1936件货物退回公某公司，应向公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法院综合考虑标的物的合理价值并考虑已经在仓库积压一年有余的折旧等因素，经双方同意抵销公某公司本应支付的已退回货物的仓储费、运费后，判决肯某公司赔偿公某公司损失42840.08元。本案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肯某公司主动履行了义务。

【典型意义】

跨境电商是数字化、网络化背景下的重要贸易形态，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重要产业。海外仓的运用是跨境电商发展的新趋势。本案涉及海外仓纠纷，通过梳理证据之间的印证关系，认定公某公司举证达到了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同时酌情考虑货物市场价值、仓储折旧等因素，适度调整了肯某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体现了商事案件在裁量过程中的精细与平衡。本案纠纷反映了苏州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的真实需求，法院向苏州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发送了关于支持企业建设海外仓的司法建议，得到积极反馈，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新业态发展提供了有效司法支撑。

案例五

王某、冯某某与邱某某、刘某等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海某公司与王某、冯某某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海某公司授权王某、冯某某在河南省范围内开设“海某”加盟体验店，进行跨境保税商品线下展示与一般贸易商品销售，约定品牌许可、技术服务费为1万元。2020年3月，海某公司为推销某品牌港版奶粉，以赠品政策说服冯某某一次性购买248件奶粉。2020年6月至8月，海某公司通过“货权交易”，指令谖某公司从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西永综合保税区分散将该批保税奶粉邮寄到郑州市的不同地址，冯某某以不同消费者名义接收该批奶粉及赠品。之后王某、冯某某在其经营的店铺销售该批保税奶粉，被郑州当地执法部门查处。后王某、冯某某以该批货物无法销售、海某公司违反《合作协议》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退还案涉248件奶粉的货款39万余元、品牌使用费及技术服务费1万元，赔偿装修、房屋租赁等损失15万余元。海某公司股东邱某某、刘某在诉讼期间（2022年1月）擅自注销海某公司。

【裁判结果】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海某公司与王某、冯某某之间就248件奶粉交易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应区别于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而需单独进行评价。案涉奶粉交易系海某公司与王某、冯某某滥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通过虚构消费者订单的方式，“化整为零”，实质性进行批量货物进口，违反海关法和有关海关监管规定，应认定无效。该批违规进口货物属于在我国境内限制流通的物品，需要执法部门先行处理，且一方当事人明确不同意就买卖合同无效的后果一并在本案解决，故法院就《合作协议》项下权利义务进行判决后，对248件奶粉买卖合同无效后的权利义务清算告知当事人另行处理，将案件审理中发现的违法线索移送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王某、冯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属于“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从该区域内发货的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交易是便利消费者、经营者的一种合法交易模式，但经营者不得滥用该交易模式、逃避海关监管，不得进行“化整为零”的变相批量进口和“二次销售”。本案中，法院准确识别双方争议的实质，正确适用有关强制性法律规定，认定双方关于248件奶粉的买卖合同无效，并将违法线索移送执法部门，有助于依法处理涉嫌违法人员和涉案货物。该案对于明确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的法律规则红线，维护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秩序，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