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孙贺麟绘制《经世致用宋应星》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黄德劲先生诗评：

彬宇先生此诗一改过去正大端稳风格，带有调侃戏谑性，表现了对西方“文化窃贼”的极度蔑视。同时也非徒逞义愤，实以器物证史、以诗载道，直指文明竞争的本质——非“有无”之争，乃“命名权”之战。在当下某些霸权国家肆意横行，以为一切优秀的基因与创造都属于自己独有，都要自家独占优先的世界语境下，何其具有现实意义！千年前张横渠先生“为往圣继绝学”之志，于此可见矣！

全诗以“道术——科技——剽窃”为轴，揭示中华文明“体用一源”的科技观（朱子语）与西方“知识殖民”的霸权逻辑（萨义德东方主义）。

宋应星（1587年—？），明末清初著名科学家、思想家，生于江西奉新。他的一生跨越明清鼎革的动荡时期，万历年举人，曾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任职，官至南京亳州知州。清军入关后弃官回乡。他曾潜心于实学研究，游历大江南北，到江西、福建、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新疆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搜集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由此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随后整理成科学巨著《天工开物》，于崇祯十年（1637）刊行。《天工开物》系统总结明代农业、手工业技术，涵盖作物栽培、纺织、冶金、陶瓷、火药等18个领域，图文并茂，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宋应星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里程碑人物。其“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序言，体现关注民生的科学价值观。

‌除科技外，涉猎哲学、音律、天文，著有《论气》《谈天》《野议》等，主张“自然之道”的唯物观，批判理学空谈，强调观察实证，思想超前于时代。

明亡后，宋应星拒仕清朝，归隐著述，晚年贫困潦倒，以遗民身份坚守气节，著作一度湮没，清中期后重现价值，成为近代科学启蒙的重要遗产。

‌宋应星突破传统儒学框架，以实证精神记录民间技艺，填补了中国系统性技术文献的空白，其著作后传至日、欧，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国的狄德罗”。他的一生，是晚明实学思潮的缩影，亦是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转型的先行者。

彬宇先生与明史学家毛佩琦教授是好友，他说他非常关注明朝历史，认为明朝是中华民族文化、科技、经济等集大成的一个时代，其标志便是《永乐大典》的编纂。《永乐大典》是一部从纵向上旨在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从横向上旨在造福世界、成就万国的文献巨制。彬宇先生每每在讲学时毫不吝惜对明朝功绩的赞誉与惋惜，彬宇先生曾发表过题为《被美国“吹”却被清朝“黑”的明朝》的讲话，他说：

在美国，有一个令人意外的现象，那就是最大的“明吹”居然是美国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上，对明朝大唱赞歌。他宣称，中国怀揣着一个长期计划，意图改写国际秩序，并且正以明朝为范例，用一种更具优势的方式促使其他国家成为进贡国，向北京俯首称臣。值得注意的是，马蒂斯在阐述观点时，既未提及清朝，也忽略了文化昌盛的宋朝，更没有谈到国人向来引以为傲的汉唐，偏偏聚焦于在一些人眼中看似平平无奇的明朝。这就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明朝究竟有何独特魅力？

按照清朝所修撰的明史记载，明朝的形象可谓糟糕至极。据说皇帝昏庸无道，宦官专权乱政，国土范围狭小，人口数量稀少，在军事上既打不过蒙古，也无法战胜荷兰人、葡萄牙人，甚至连倭寇都难以对付，就连武器大炮都要依赖从别国进口。但倘若明朝真如这般不堪，为何美国会对其心生忌惮？实际上，明朝极有可能是当时真正的天下共主，就连如今美国白人的祖先在那时或许也只是明朝的附属小弟。

美国深知明朝的强盛。明朝的船队堪称当时世界上的无敌舰队，所到之处无往不胜，不仅构建起了庞大的世界海上贸易体系，而且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对于任何挑衅都能轻松应对。然而，美国所描述的那个大明万国来朝、称霸全球的辉煌景象，为何在我们常见的书籍中却鲜少呈现？这背后的始作俑者便是清朝。清朝乾隆时期，以编纂《四库全书》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民间藏书，而后却大肆焚毁，致使无数珍贵的华夏文化科技典籍灰飞烟灭。

例如《天工开物》这样重要的书籍，竟然是在清亡以后近代从日本流传回中国，国人才知晓中国古代还有如此杰出的著作。明朝官方多达 1000 多万份的档案，最终仅有 3000 多份侥幸留存，而且还无法确定其是否被篡改过。以“明”字开头的书籍更是被销毁了 6 - 7 万册。正如鲁迅所言，《四库全书》问世后，中华古书遭遇浩劫，清朝修完明史，便将史料原件付之一炬，以至于如今明朝官方的原始资料几乎荡然无存，这在历代王朝中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清朝所修的明史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其中是否存在对明朝的蓄意贬低和抹黑？真正的明朝到底有多强大，如今已然难以确切知晓。即便近代有人试图重修明史，也因明朝原版资料的严重匮乏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但美国所推崇的那个令全球进贡的明朝，或许才更接近其真实的面貌。

彬宇先生还指出：《天工开物》在国内失传后，却辗转流传到了国外。大约300多年前，西方人得到了这本书，犹如发现了稀世珍宝一般。西方学者更是将其赞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它对欧洲产生的影响超乎想象。

一方面，在19世纪时，欧洲虽然已经掌握了桑蚕技术，但是在防治蚕病方面经验匮乏，导致生丝产量大幅减少。而《天工开物》恰好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疾病的完备经验，为欧洲的养蚕业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

另一方面，当时欧洲尽管知晓造纸术，却长期局限于以破布作为单一原料来生产麻纸。《天工开物》让欧洲人了解到可以利用野生树皮纤维、竹类及草类纤维来替代破布造纸，极大地拓宽了造纸原料的来源，推动了造纸业的进一步发展。

尤其在冶炼技术这一领域，西方一直较为薄弱，直到17世纪才有了鼓风机这样的基础设备。而《天工开物》中记载的先进冶炼技术，无疑为他们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技术借鉴。

有人不禁会问，为何《天工开物》所承载的这些先进科技在中国的时候没能促使中国发展起工业革命，到了欧洲却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呢？关键原因就在于，这些华夏的科技文化书籍在清朝统治者的管控下，国内的普通百姓根本无缘得见。清朝统治者对文化的禁锢与破坏，使得这些本可以推动国家科技进步、产业变革的知识被束之高阁，无法在本土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

《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于清初刊行第二版。对于明朝这种社会风气，中国学者李申指出：“《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算法统宗》、《瘟疫论》这些科学著作背后，不仅有高水平发展的农业，还有高水平发展的手工业和商业。所以算法统宗一出，就‘竟相翻刻’，闹得一时‘纸价腾贵’。《天工开物》问世以后，第二年就被刻印出版。几年后，书商杨素卿认为有利可图，决定翻刻。雕版已成，未及印刷，适值明朝灭亡。到了清初，经过改版，才得付印。但杨本以后，便无人翻刻了。因为情况变了。明末出现一批实用的技术科学著作，是适应当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特别是手工业、商业的需要。清兵入关，扬州、江阴、嘉定等江南城市被屠，许多手工业基地成为一片废墟，受祸不太严重的山西潞安，明末有织机三千余张，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仅剩二三百张，减少90%多，江南的受祸可推想而知。在这样残破的经济基础之上，还有谁去关心技术问题?就是有了技术书籍，又有谁购买?所以《天工开物》在杨本以后，就不再版”。第二版在清初顺治年刊刻发行后，《天工开物》因书中出现“北虏”“夷狄”一词，被清朝禁毁。但译本很快传遍亚欧大陆，其中的推拉式风箱技术对西欧冶铁工业影响很大。清朝官修的康熙、雍正年间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在食货、考工等典中有一些地方取自《天工开物》，在引用时对《天工开物》中的“北虏”等反清字样改为“北边”。乾隆年间《授时通考》仅引用了《天工开物》中《乃粒》、《粹精》等。距离乾隆修《四库全书》一个多世纪后的1877年。岑毓英撰修的《云南通志·矿政》部分引用了《天工开物·五金》章关于铜、银等金属冶炼技术的叙述。著名学者吴其浚在《滇南矿厂图略》参考了《天工开物》。《植物名实图考》谷类等部分引用了《天工开物》的《乃粒》章。

刘岳云的《格物中法》中对《天工开物》进行了引用，评论和注释。1899年，晚清直隶候补道卫杰写的《蚕桑萃编》有部分引用了《天工开物》中的《乃服》《彰施》等章。这些对天工开物的内容部分摘录，但这和出版完全是两码事。真正完全在清朝统治下的《天工开物》版本，一个都没有。直到民国初年，宋应星的著作，首先是他的科学著作《天工开物》才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但他们是通过在日本国才看到原著。

直至近代，中国学者才从日本无意中发现《天工开物》的原版，于是重新传回中国。可想而知，除《天工开物》外的其它华夏著作，有多少被蓄意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正是在继承了华夏的诸多先进科技成果后，才逐渐发展出了工业革命。可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在总结华夏近代落后根源的时候，总是片面地归结于所谓的“华夏文明劣根性”等自我贬低的话语，却全然忽视了清朝统治者对华夏科技成果实施的毁灭性打击这一重要因素，着实令人费解。

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段历史，坚决揭露西方伪史，始终坚定地秉持文化自信，共同为世界文化正本清源，同时也要正视清朝统治者给中国科技发展带来的阻碍，从中汲取教训，以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科技复兴与文化繁荣。

彬宇先生还谈到，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永乐大典》被视为是中国文化典籍的汇编之一。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西方传教士们进行盗用的对象。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在西方被视为文明三大圣贤的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三位圣贤中，苏格拉底的辈分最高，柏拉图居中，而亚里士多德则在他们的阴影下逐渐式微。

有趣的是，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汉语名字的音译，即“亚里士多德”。在欧洲人将永乐大典翻译成拉丁语后，意译为“Yungles Total”，而多年后再次翻译回汉语时，就变成了“亚里斯多德”。这种“回译”过程其实是有些误导性的，让中国人错误地认为亚里斯多德是一个西方大师级学者。

令人嘲讽的是，1998年，一本名为《民族———国家与暴力》的书在中国发行，该书的翻译工作由北京大学的胡宗泽和赵立涛负责，校对则由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进行。在书中，提到了西方哲学家门修斯（Mencius）的名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中国读者会以为门修斯是一位外国大师级学者，然而，实际上，奇怪的是，所谓的门修斯其实就是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

上述名言实际上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上》一书中的内容：“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儒门亚圣孟子被冠以“门修斯”的名字，似乎就是传教士们试图将中国的思想家抹去痕迹并视为西方的产物。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背离，也是对古代思想家的不敬。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在盗用中国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不端行为。他们不仅将中国的典籍进行意译和回译，还将中国的思想家冠名为西方大师级学者，试图抹去其中国身份。这种行为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歪曲和颠倒的。

我们应该保持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自尊，深入了解并传承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西方的抄袭和恶意歪曲，保护我们珍视的文化宝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维护和传承好中国的文化传统。

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肇启文明”“天工开物”“可笑强盗”简析之。

肇启文明

“皇王道术智通玄，肇启文明涌圣贤。”彬宇先生怀宋应星七律首联，以“皇王道术”“智通玄”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的神圣性，采用传统颂诗语言，符合《尚书》《诗经》中“先王之道”的表述传统。“皇王”与“圣贤”形成权力与智慧的二元呼应，“肇启文明”暗合《周易·系辞》“圣人作而万物睹”的创世隐喻。以宋应星一生的经历来看，似乎“命运的舵手”，一直在执着地把他载向“皇王道术”下的“肇启文明”。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宋埠镇人，生于明代官僚世家。曾祖宋景为明中期重臣，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但至其父宋国霖时家道中落。宋应星自幼聪明强记，“数岁能韵语”（作诗），有过目不忘之才，熟读经史，尤爱自然科学，少年时偶得残本《梦溪笔谈》，激发了对科技研究的兴趣。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与兄宋应昇同中举人，列全省第三名。此后五次赴京会试（1616—1631年）均落榜，45岁时彻底放弃科举‌。六次北上会试途中，遍历江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深入农田、作坊考察农工技艺，记录农业、纺织、矿冶等生产技术，形成《天工开物》基础素材‌。

1635—1638年间，任江西分宜县教谕期间（正八品），完成《天工开物》《野议》《论气》《谈天》等著作。1638年升福建汀州推官（正七品），两年后辞官归乡；1643年任安徽亳州知州（正五品），次年明亡前夕再度辞官‌。1644年明亡后，拒仕清朝，归隐奉新。晚年贫困潦倒，仍坚持著述，完成《春秋戎狄解》等抗清文献，后专注于整理科技与哲学思想，卒年说法不一。

宋应星前半生45年间，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家塾里学习，成绩优秀。到青年时代起，他有了独立思考和自学的能力，从诸子百家书的学习中积累了各方面的知识，对哲学和诗兴趣尤大，并有了初步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时他虽仍有追求科举入仕的思想，但动机更为端正，他希望通过此途能实现其复兴社会、济国济民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在与兄长及朋友的讨论中已绘制出一幅修身、齐家、治国的蓝图，作为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奋斗目标。

为此，他在壮年时期积极地参加科举活动，并取得江西乡试第三名举人的初步成功。趁此势头他又参加了万历末年的两次会试和天启年间的两次会试，但都没有中第。明天启年间魏阉专政时期的各种黑暗现象，促使他思想更为激进与成熟。最后两次会试失败，熄灭了他青年时代以来全部幻想。

在他前半生最后15年间（1616一1631年），多次万里征程中所作的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是他前半生活动中最为精彩的事迹。当宋应星走出学塾、县学和书院的大门来到社会中间以后，他又受到社会这个大学的教育，不过他的老师不再是教他经书制艺的儒者，而是向他传授技术知识和提供社会真实情况的人民大众。没有这些调查研究活动和所获得的认识，也就没有他后半生所达到的学术业绩。在这15年间他基本上在酝酿着他后来的两部代表作——《天工开物》和《野议》。

对宋应星而言，多次的万里长途旅行并非空举，正是实现他所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的大好时机。他游历大江南北，水陆兼程，祖国各地风光展现在他眼前，使其视野开扩。沿途在各地停留时，他有机会走访南北农田、作坊，考察各种农工业生产技术，激起了他对学习技术的兴趣和研究民生日用之实学的渴望。他认识到全部社会财富无一不是通过工农业生产创造出来的，因而技术实在是济国济民的头等重要的学问。他青年时的务实思想至此落到了实处。所以他经常对所见所闻记录并描绘下来。虽然每次会试落第而返，却又是满载而归，行囊里装有科学考察笔记，这些实用科学技术知识是四书五经中没有的，亦为古代圣贤所不知。他从早期笃志走曾祖宋景之路，转而选择步蕲州李时珍之后尘。

在宋应星前半生最后这15个春秋里，他饱经风霜，历尽坎坷。他才大学博，又怀才不遇；他志竞进取，又屡试不第。他从一次次希望到一次次失望，最后由绝望而转化为觉醒，从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他已完成这种转折，与旧我告别，而变成了另一个人。

丁文江先生论曰：“明政不纲，学风荒陋。贤士大夫在朝者以激烈迂远为忠鲠，在野者以性理道学为高尚。空疏顽固，君子病焉。迨乎晚季，物极必反，先觉之士舍末求本，弃虚务实”，而风气为之一变。善哉斯论也！宋应星正是此种先觉之士，而终能“肇启文明”也！

从明崇祯四年（1631）起至清康熙五年（1666）左右，即从45岁至大约80岁逝世时的生涯，中间经历明崇祯至清顺治、康熙三个年号两个封建王朝，共35年。从年龄上看他已从中年进入老年，但却是事业上开花结果的阶段。在35年中，有21年（1645—1666）作为前明亡国之民，宋应星处于与之对抗的清朝统治之下，在乡间过着隐士生活。在崇祯末年刚步入老年时代的50—51岁（1636—1637）两年间，是宋应星一生事业的高峰时期，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是在这时一部接一部地发表出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读。而这又都是在贫困时期写成的。宋应星已预感到明王朝危在旦夕，以一种对时局的紧迫感和异乎寻常的速度，赶在政权垮台前发表自己的作品。有时一年之内要同时准备七种著作的出版，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

宋应星的子孙们都“恪守祖父遗训，功名淡如”。他的思想影响到后代，有清一代没有一个科举入仕者，其末代后裔又像宋门远祖那样专以务农为本业，成为普通农民或贫农。但他的两个儿子和三个孙子仍基本上是读书人，只不过在清代没有科举功名和外出做官。

宋应星历经万历怠政、天启阉祸、崇祯乱局，以及历次科考失利，目睹“皇王”失序（《天工开物》自序：“伤哉贫也！”），促使头脑日渐清醒的他，从科举“学优则仕”转向技术“观物究理”。彬宇先生首联绝非对上古圣王道术智通玄的简单歌颂，而是一个士人在文明崩解之际对自己命运的把握。在王朝鼎革的滔天巨浪中，为华夏文明锚定物质根基。这种“失败者”的文明重构，恰正是宋应星的价值：当“修齐治平”之路堰塞混乱时，总有人擎着文明的火种，在耒耜炉锤间永续传承。

天工开物

“稻浪翻金凝物理，舟车铸铁蕴真诠。”颔联上句引入《天工开物》的实证思维，暗指宋应星的农业成就，是诗情与理性的碰撞。下句“舟车铸铁”以具体技术成果（明代漕运船舶、佛山铁冶）代指整个工业体系，与“真诠”（真理）并置，暗含“格物致知”的理学逻辑。

宋应星一生才大学博，自幼博览群书，因而有广泛知识。其族侄宋士元（1649——1716）于康熙初年执笔的《长庚公传》中，称他上自十三经传、二十二史，下至诸子百家，莫不淹贯，既能深入钻研，又不受其局限。加以宋应星有过目不忘之惊人记忆，平素所读尽在脑中，随用随出。多次北上会试途中及平时外出旅行，足踏大半中国，沿途都留心南北各地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除作笔记外，还能将所见各地实际操作中的各种生产情景以素描形式绘入纸上。又由于他具有科学精神，随带算盘、卷尺及罗盘针等，所到之处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数量关系及设备尺寸均能及时记录，对水路中的行船方位、航向偏离均能了如指掌。这使他除书本知识外，又掌握许多极其珍贵的来自实践的生产技术知识。有史册记载以来，封建社会里还很少有像他那样纵横奔走于工农业广阔的生产领域，从事如此大规模的现场技术考察，这就注定他会完成前无古人的大业。

宋应星留给我们的数目有限的著作（他的不少著作及手稿都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散佚）表明，他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历史、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和哲学等等，都有研究，还爱好音乐、书法、围棋，骑马、游泳，是个多面手。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勤于著述，每有所得，必命笔成篇，而且成书速度极快，一日可成万言。

他的著作有鲜明的特点，多是基于社会调查和自己的亲自见闻而写成，拒绝作烦琐的文献铺陈，多用作者自己的语言。另外一个特点是面向实际，有明确的目的性，不以儒家经典之是非为是非，多以阐述己见为主，很少“诗云、子曰”之类，如果有“子曰”，则是“宋子曰”。第三个特点是在继承先贤优秀思想的同时，“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学古而不泥古，善于集百家之长而成一家之言，故多有新的建树。第四个特点是能放眼世界，而不局限于中土。《天工开物》虽主要论述中国技术，但亦提及西洋与东洋各国，进行比较。比《齐民要术》等视野要广，这是明人著作的特点，虽然宋应星对外国事务的了解不及徐光启。

以《天工开物》及《谈天》而言，还有个特色是图文并茂。宋应星的著作是明末和明清之际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极其动荡的社会。用他的话说，就是兵火延燎中原、破残遍天下的乱世。也正因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有识之士，皆有乱极思治之念。面对明末社会现实，宋应星内心中一个潜在愿望是希望通过他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来唤起读者的共鸣，以期获得更多同道来共同改变当时社会每况愈下的局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也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志趣，将著述留给后世去研究、评说，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应当说，当士大夫仍埋首于四书五经、宋明理学和八股制艺的时候，宋应星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积极写出“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天工开物》；当一些文武官吏依附于阉党和权奸胡作非为而祸国殃民的时候，他能用《野议》等书予以揭露和批判；当一些朝廷元老、省府州县当道者降清变节的时候，他草成《春秋戎狄解》，伸张民族大义，制造抗清舆论。这是需要有足够的魄力和勇气的，因为随时可能受到非难。

根据调查，宋应星的著作可分为以下几种：

(1)自然科学与技术:《天工开物》《观象》《乐律》；(2)诗作:《思怜诗》；(3)政论集:《野议》;(4)历史学:《春秋戎狄解》；(5)文学创作:《美利笺》；(6)杂文集:《杂色文》、《原耗》。《卮言十种》可能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总共10余种。

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在崇祯四至十一年（1634——1638）间他在江西袁州府分宜县担任教谕时写成并刊行于世的，少部分是在以后写的。这些著作在明末崇祯年间至少已在师友中间流传，有的已传布到社会上，例如《天工开物》。由于清初统治者刚在中原站稳脚跟，主要精力集中于南方未及地区并对付各地的抗清武装，还来不及实施全面的文化控制，所以宋应星的一些著作在顺治至康熙初年还得以流传于世间。如《天工开物》这样的科学书，甚至在康熙以后至乾隆年间还在社会流通，被人们引用。1780年前后，在乾隆皇帝下令焚毁一切具有反清思想的著作以后，宋应星的作品便逐步散佚，或愈来愈少，主要原因是其中有鲜明的反清思想，不为清统治者所容。雍正时期到乾隆中后期，更强化了思想统治，文字狱盛行。宋应星的著作受到压制而不得广传，使我们至今无法窥其全豹，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在上述宋应星的著述中，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后两种可能是《卮言十种》的残留部分。这就是说，宋应星的大约三分之二的著作因明清改朝换代的政治原因而消失了。

从学术史角度看，不管如何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宋应星在清康熙初年逝世后直到本世纪20年代，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他的著作屡被转引，而且在国际上发生反响，但他的名字及其学术地位还较少为国人所重视并提到应有的高度。《明史》中竟无其传，也多少反映这个事实。在那段时间里，在科学领域内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明代的李时珍、徐光启，还没有把本应与李、徐并列的宋氏摆在显要地位。因而可以说宋应星被委屈了一段时间，主要原因是他的所有著作都有反清思想，故传世不多，难以被专家学者所获见。就宋应星本人而言，不过是举人出身，又没有任过高官，知名度不大。民国以前的清代，科学并未被重视，仍奉行科举制，读书人取得功名，无须参考《天工开物》，因而其读者面是有限的。总之，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宋氏著作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直到清末至民国初年，宋应星的著作，首先是他的科学著作《天工开物》，才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但他们是通过东邻日本国才看到原著。已故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回顾他这一代学者接触《天工开物》的最初经过时写道：

“民国三年（1914），余奉使赴滇，读《云南通志·矿政》篇，其所引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言冶铜法颇详晰，因思读其全书。次年（1915）回京，遍索之厂肆无所得。询之藏书者，均谢不知。惟余友章君鸿钊云，曾于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中一见之。乃辗转托人就抄，年余未得报，已稍稍忘之矣。十一年（1922）)居天津，偶于罗叔韫（名振玉，1866—1940）先生座中言及其事。先生曰:‘是书也，余求之三十年不能得。后乃偶遇之日本古钱肆主人青森君斋中，遂以古钱若干枚易之归。君既好此，当以相假。于是始得慰十年向往之心焉。……”

也就是说，早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七岁的文史学者罗振玉读书时发现转引《天工开物》，欲求此原著而不可得。1914年丁文江也开始访求此书，亦一时未见。但清末留学日本的地质学家章鸿钊则先此于东京帝国图书馆（今国立国会图书馆前身）看到1771年日本版《天工开物》，1926年又从日本购得此书带回。同时罗振玉也以古钱从在津日商青森氏那里换得一本，文江再借抄成副本。因此二十年代时，至少罗振玉、章鸿钊和丁文江三位学者已各有一本。这部书也引起热心于出版古籍的朱启钤、陶湘和张元济（字菊生，1867-1959）等先生的兴趣，都想再版。终于陶湘在刊行《喜咏轩丛书》时首先将《天工开物》收入其中，这是1927年的事。

顺便一提的是，当罗振玉、丁文江在国内访求《天工开物》而不可得见时，另一位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的山东日照人许衍灼，也于辛亥年（1911）在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中看到《天工开物》，并作了笔记，1917年出版《中国工艺沿革史略》时引用了该书。因而在二十年代以前，至少章鸿钊、许衍灼二位学者已先在日本同一图书馆中得以获读宋应星的原著。

与章鸿钊差不多同时在日本留学的黎世蘅，更在京都买回一部杨素卿刊本《天工开物》。而北京琉璃厂经营古书的孙殿起，甚至经手过此书。与章鸿钊同辈的江西教育家蔡敬襄，还在分宜得到《野议》《思怜诗》《论气》及《谈天》四种明刊本。也就是说，从清末至本世纪二十年代陶本问世前，学术界中至少已有章鸿钊、许衍灼、黎世蘅、罗振玉、丁文江、朱启钤、陶湘、张元济、梁启超和蔡敬襄等人接触到宋应星的原著。

但毕竟，1927年陶本问世前，有幸得见宋氏原著者屈指可数。陶本刊行时，请丁文江为《天工开物》写跋，对该书作全面介绍，又撰成《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均附于书末。从此以后，《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才成为国内学者研讨和注意的对象。在这方面，丁文江和陶湘二先生是有首功的。然而对宋应星著述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是从上世纪50年代全面展开的。在这以前，人们一度认为《天工开物》原版似乎已在国内失传。

当此书于乾隆年后在国内一度冷落时，却在东洋（日本、朝鲜）与西洋各国成为走俏的读物，形成“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这是发人深省的。

宋应星的著作，当然以《天工开物》为代表。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序》）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铸》、《舟车》、《锤煅》、《燔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

《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天工开物》有许多力学、热学等方面的物理知识，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等，都有所涉及。在《五金》篇中，宋应星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

《天工开物》还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

宋应星的著作，有四个突出之处。第一，书中记述了许多为从前著作较少道及的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如通过人工选择而培育抗旱性优良稻种、用砒霜作农药拌种(《乃粒》)，用人工杂交法育出新的蚕种和通过蚕浴排除病蚕的人工淘汰法(《乃服》)，将炒铁炉与炼铁炉串现并实现连续生产(《五金》)，都值得称道。所述竖井采煤在井下排除瓦斯并设井巷支护(《燔石》)，从炉甘石（碳酸锌）炼锌(《五金》)等，都是当时先进工艺。

第二，此书是在先进科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处处体现着科学实验精神。首先表现在“天工开物”思想方面，它强调人与自然界、人力与自然力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界开发有用之物，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至于重实践轻空谈、提倡观察试验、穷究物理而反对主观臆断，注意实用技术面批判求仙方术，都是此书中优秀科学思想与精神的体现。读此书不但可获科学知识，还可从中吸取科学思想养料。

第三，《天工开物》不但对各生产过程给以尽可能详尽的叙述，而且特别对物料、能源及设备等方面给出具体数字和工艺操作图。对各技术过程的定量描述，是本书突出之点，凡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数量关系都不厌其烦地加以介绍，例如各种油料的出油率、金属的相对比重、合金的原料配比、漕船和榨糖车各部件的尺寸等等都一一载入。插图中设备部件清晰、比例适中、操作人物逼真，来犹如长卷画面。

第四，书中不但含有丰富科技内容，还有不少社会经济史料和技术经济思想，是了解明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此书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技术角度作了描述。例如关于国内贸易及交通工具、手工业中心的形成及其内部劳动分工、官税情况和谷物分布及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等等,书中都有所反映。所述技术多是作者亲自见闻，能真实反映现状。除此之外，书中还展现了一系列技术哲学与技术经济学思想，对技术发展规律作了探讨。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技术思想遗产，无怪乎专家称此书是“中国科技史中的代表作”。它是东方的科学明珠，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古典科学名著。

“稻浪翻金凝物理，舟车铸铁蕴真诠。”彬宇先生颔联通过“稻浪翻金”“舟车铸铁”等工农业意象，展现技术细节的生动性，语言质朴却蕴含科学美感。宋应星系统记录杂交育蚕、锌冶炼等创新技术，其中花机纺织、水碓装置等领先西方数百年。书中123幅插图与文字结合，开创科技图文互证先河‌。廖先生并不只是对宋应星技术成就的礼赞，更是解锁华夏文明隐藏指令的密钥，揭示中国古代科技“寓道于器”的特征：在稻花香里埋藏文明防火墙，以舟车铸造铺陈科学路径。真理，从来不缺发现，只是缺少那个对的人。宋应星正是。

可笑强盗

“一枚苹果落于地，几片鸡毛飞上天。” 颈联以“苹果”“鸡毛”等俚俗意象，将不同时空的科技事件（17世纪万有引力、20世纪初航空）并置，制造历史错位下的黑色幽默，解构西方的“神圣发现”，颠覆西方科学史的宏大叙事。

《墨经·经下》提出“力，形之所以奋也”，其中“奋”指物体由静止转为运动或加速的过程，与牛顿“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定义高度一致‌。方以智在《物理小识》（1643年）中进一步系统化引力概念，提出“重物必下坠，天地间一气吸引耳”，将引力视为普遍自然规律，早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44年‌26。西方科学史长期将《墨经》与方以智的理论贬为“哲学猜想”，而牛顿体系因数学化表达被奉为“现代科学起点”。这种叙事差异暴露了“西方中心论”对非欧传统的系统性忽视‌。

明代《武备志》（1621年成书）记载了“火龙出水”火箭，以竹制龙形外壳搭载火药，第一级推进至水面后点燃第二级引信，尾部鸡翎（羽毛）用于定向，射程达1公里。其多级推进、尾翼稳定等设计原理与1804年英国康格里夫火箭高度相似，但早于后者183年。

蒙古西征（13世纪）将火药技术传入阿拉伯，经西班牙改良后传至英国。康格里夫自称“参考印度火箭”（实为蒙古战争技术的次生品），却未提及中国源头。2012年韩国以《铳筒胜录》（1595年）申遗“火箭起源”，无视《武备志》更早的系统记载，反映国际遗产认定中对东方技术史的漠视。西方将“火龙出水”简化为“多级推进”概念，剥离其与中国军事工程、火药配比体系的整体关联，再以专利化重构为“欧洲发明”。这种“选择性剽窃”掩盖了中华科技的系统性贡献。

苹果落地，鸡毛上天。颈联两句诗以隐喻揭示科技史的双重标准——西方既依赖东方技术原型，又通过话语霸权消解其原创性。重写科技史需打破“文明等级论”，承认东方智慧的历史性贡献。

“可笑西方强盗客，妄图否认自东传。”尾联以“可恨”“强盗”等激烈措辞，将科技史争议上升为民族主义话语对抗，突破传统诗歌“温柔敦厚”的美学范式。“西方否认东传”不止一斑：

如笛卡尔坐标系被指借鉴宋元“天元术”，李约瑟强调中国技术贡献，但反对“西方剽窃论”（其《中国科学技术史》明确指出欧洲科学革命的独创性）。宋应星与牛顿虽处同时代，但《天工开物》早于欧洲工业革命，其技术记载（如制盐、造船）通过传教士影响西方科学发展‌。达尔文、李约瑟等学者曾引用《天工开物》，称其为“17世纪中国百科全书”；书中锌冶炼、火药配比等技术被欧洲借鉴，却长期未获应有承认‌。

‌可笑强盗，否认东传。尾联直斥殖民霸权对东方文明的掠夺与话语压制，语言激越，彰显文化自信。宋应星晚年归隐仍致力技术传播，其著作在当代舞剧、科普教育中重生，印证中华科技基因的持久生命力‌。新余等《天工开物》成书地，至今保留夏布纺织、古法造纸等技艺；2025年舞剧以科技艺术融合形式重现宋应星精神，推动传统智慧现代转化‌。

当宋应星把他的“天工”思想与“开物”思想、即把他的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结合起来的时候，便形成一种独特的“天工开物”思想，拥有了开辟人类鸿蒙的巨大作用。

其中“天工”思想承认自然界和自然现象的客观存在，万物有其自然属性，按自然界特有的规律而发展变化，同时还承认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力的存在及其作用。与《尚书》所谓“天工人其代之”的观点相反，在宋应星看来“天工人不可代”。人不能从外界干涉或代替自然界的行为，只能顺应自然界的固有规律，使天工与人工相协调、使自然力与人力相协调，因此他提出“天工人工互补”说。他认为人工在天工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将二者关系处理得好，就像用沉铅勾银法从杂银提炼纯银等过程那样，甚至可以达到“人间巧艺夺天工”之妙。宋应星的“开物”思想首先是承认工农群众生产活动是推动历史前进、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社会活动。当一个社会处于“民穷财尽”的经济危机之际，必须像宋应星主张的切实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社会的开物活动，这样国家才能富有。因此，与《易系辞》中“圣人开物成务”的思想相反，宋应星提出“百姓开物成务”的观点，即工农群众积极开物以成就大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他的书中插图所绘近二百人物中全是工农劳动者形象的原因。然而将“天工”与“开物”两种思想结合起来，有赖于技术作为桥梁。这两种单独的思想在宋应星以前就存在，只有到既是思想家又是科学技术家的宋应星那里才能融合到一起。他的这种个人素质，决定了他是发展“天工开物”思想最适合的人选。

概括起来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自然界蕴藏万物，巧生以待，却不能自动而出。人为满足其物质、文化和生活需要，应从自然界中不断主动地索取、开发，使之变成有用之物，而不应单靠自然界恩惠的现成之物。

(2)在实现上述目标时，人力与自然力要相互配合与协调，人工与天工要相辅相成而互补。人通过工具与技术，利用物的自然属性从事工农业生产活动，从而变自然物为各种财富和产品。

(3)人与天（自然界）要相互协调，人应适应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关系，依靠并利用自然界,进而征服自然、人定胜天。当自然界和自然力有阻或加害于人时，应尽力采取对应的技术措施以应变，化阻力为助力，力减自然灾害的损失。

(4)人在自然界和自然力面前，不应消极被动，而要积极主动。人应力图用智慧和技巧从自然界钳制中自我解脱出来，剥夺天或神的主宰作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开物过程中，即物质生产活动中，主要角色是农民和工匠，还有技术家，只有把他们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调动起来，社会才会有足够财富。

 “天工开物”思想闪烁着深刻的哲理和智慧的光芒。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才会有彪炳史册、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占据一席之地的《天工开物》。这种思想至今仍有其现实的意义，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而远远超越西方。

宋应星在中国历史上较早地法专门科学技术角度，把农业和工业中的行物栽、农产品加工，农具和水利、养蚕与纺织、料与色、制盐与制糖、榨油，金属与合金的冶炼、铸造、锻造，采煤与烧石灰、矾石、砒石、造纸、舟车、火药及火器、颜料与墨、制辣、珠宝玉的开采及加工等近三十种生产部门中的技术放在一起加以研究。

宋应星与以前历代科学家相比，其所作出的新贡献在于，他对明代以前几千年来中国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方面所积累的技术经验作了全面概括并使之系统化，构成一个综合科技体系。这是一项空前的创举。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中国科技史中居于显要地位。

因为在他以前，没有任何人如此广泛而系统地把中国农业、工业各部门知识放在一起加以研讨。而在他以后，一直到清末，我们也没有发现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超过《天工开物》的类似著作出现。该书自问世时起在二百多年间无任何其他著作可与之相比，宋应星攀登到中国科技史中前所未及的高峰，如他诗中所述“渠在峨嵋绝顶行”（《思美诗第3首》）。他同时还开创了撰写科技著作的新的体例，也就是《天工开物》式的体例。

前已述及，在此以前的著作都是农书谈农，工业技术书言工。当然，作分门别类的研究是必要的，分得越细则研究得越深。例如宋人韩彦直的《永嘉橘录》（1178），专门研究温州地区的橘树种类、栽植、去病、采摘、收藏、制治与人药等，极为详尽。这类专著自有其功用，但只能给人以局部领域内的知识。对科学技术作综合性的研究也同样是必要的。这类著作从宏观角度综览技术全局，并在各个部门间建立联系，给人以全面知识，《天工开物》就是典型。宋应星写此书以综合研究为主，但亦有分门别类的探讨，在宏观中有微观，博中寓专，因而是一种独特的体例。

《天工开物》从所涉及的广泛内容来看，属于技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但它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百科全书或传统意义下的“类书”。一般百科全书或类书都以文献编纂为主要方法，常常是集体分工写作，以书面资料为依据。而《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一人完成，书内的资料主要以作者在社会上的广泛科学调查结果为依据，但百科全书并不要求每个条目的作者都要亲自作实际研究。传统的类书甚至毫不批判地将有关某一事物各种记载罗列在一起，不要求编纂者本人发表己见，充其量只是文献资料汇编，不能与《天工开物》同日而语。

因此我们看到宋应星所作出的另一新贡献在于，他不是专靠前人的文献，而主要靠自己的亲自见闻对工农业许多生产领域的技术作了真实而细致的写照，除文字叙述外，还佐之以生产操作和设备图。那时虽无照相机，但这些插图足以使我们能熟悉三百多年前在田间和作坊里从事不同行业劳动的农民和工人的形象及其操作实态。据我们统计，书中有123幅图，共描绘出286个人物，其中正在操作的有280人，包括妇女10人。每个人物都有生动的表情，老中青幼不同年龄者一齐都出现于画面之上。画面中人物最多的出现在《锤锻》章的锤锚图中，有15人在不同岗位上协调地劳动。这是宋应星把艺术引入到技术中的一个成就。

此外，画中还包括受人驱使的牲畜共22头,其中牛10头、马11匹、驴1头，反映南北各地使用牲畜的情况。插图是用素描写实的线条勾法画成，生产设备有立体感，大体说符合投影原理，各部件比例适中，读者览此图如身临其境。这些插图本身也使《天工开物》在科学史和艺术史中独树一帜。中国美术作品何止万千，但真正从技术上反映二百多人物劳动的长卷画面，还唯有从《天工开物》中才能看到。

《天工开物》中的人物，有的出现在万里波涛中，有的劳动在千度洪炉旁，有的在井下，有的在水底，但更多的人是在田野或露天作坊里劳动。他们以不同姿态生产社会物质财富。这些插图对理解文字叙述中的技术过程和设备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冶铸》章讲铸巨鼎时,只提供一幅铸鼎图和铸造思想，实质性文字叙述亦不多。在铸钟节介绍铸巨钟时，情况也是如此。但如果此图到技术家手中，便获得许多文字不一定能表达清楚的技术信息。就是说，一张技术图纸，包括一系列现今西方人所说的technical information。在目前讲求科学技术的时代里,《天工开物》中的技术画应当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宋应星技术美学思想的体现。观赏宋应星提供的这些画，不但使人们认识古代技术的真面目，还同样获得美的艺术享受。我们认为这些技术画在文化史中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一般人物画。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古代科技作品中的插图还很少被收入美术史著作中。

宋应星对中国科技史所作出的另一贡献，是他对以前技术书中很少触及的重要生产领城率先加以深入的研究并详细记载下来。金属冶炼、铸造和锻造是重工业部门，金属制品尤其钢铁产品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力杠杆。金属工具又是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所赖以进行生产的前提，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自战国以来直到明代，中国浩瀚的典籍中竟没有一部书系统论述金属冶炼及加工工艺者，据现有史书所载，在这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内，亿万中国人中竟无一人潜心于金属工艺的系统研究。是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的《五金》、《冶铸》和《锤锻》三章里，第一个系统而深入些论述了钢铁、铜、铅、锡、锌、银、金等金属及有关合金的冶炼、铸造和锻造技术，并附以珍贵的工艺图23幅，填补了中国技术书中的一大空白。

总之，宋应星在中国科技史中首开记录的，都是一些重要的生产技术部门。在这方面他的历史地位是作为科技著作家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不少工艺是由于有他的著录，才成为从明末的方以智直到清末的学者注意和研究的对象。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由于有了他的著录，才能解开中国传统工艺中的某些技术之谜。

宋应星不但探讨的技术领域宽，而且所涉及的地区广，从东北的林海雪原直到大西南的云贵山川，从东南的福建沿海直到大西北的新疆塔克拉马干，从正北方的内蒙古经黄河、长江流域直到两广的南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内，各地各族的物产和技术都是他探讨的对象。我们的这位科学家放眼祖国各地，胸怀四面八方。无怪乎一百多年前，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将他摘译成法文的《天工开物》美称之为“技术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technologique)。

此外，宋应星还在其科学著作中灌输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宋应星那里表现为注重实践和“穷究试验”，通过各生产过程中物料在不同条件与设备内加工时所存在的数量关系，找出生产过程的技术规律，使生产沿所希望的方向运行，以求最佳经济效益。他还在书中提供了指导工农生产的总的规律和观点以及方法。

总之，如三枝博音及薮内清两位日本研究家所说，《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中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优秀著作。此书出版时（1637），西方科技著作已有部分传到中国，但此书仍以反映中国传统技术为主，是宋应星用自己的语言和风格写的，还不能说他受了西方的影响。明中叶以后的中国固然在社会经济和总的科学文化水平上比不过西方先进国家，但与本国的前代相比也毕竟仍在不断发展，尽管速度很慢。

不管在东方或西方，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总会有一批新型的科学人物登场，他们反映该时代社会上比较进步的经济趋势和思想要求，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明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科学领域内出现了李时珍、宋应星和徐宏祖这一批人。然亦不容否定，象徐光启、王征、李之藻、方以智等人，与西洋科学有密切交流的必要性，但获得这种机会的毕竟是少数，其余中国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李约瑟就指出，像李时珍这样的人，既使与西方隔绝也能同样达到科学高峰。当然李时珍能做到的，宋应星也能做到。因之李约瑟写道:“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具有科学特性的传统观点，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宋应星所处的17世纪中国社会，虽然仍背着中世纪封建传统的包袱，但冲破传统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实学思想已经出现。这个社会离近代的大门还相距甚远，但不妨碍社会内先进学者把他们的思想触角伸向离近代较近的地方。先进者之所以先进，就在于能在思想上走到时代的前头。因之可以说宋应星著书立说时，他有可能自行展示一种别开生面的科学精神。在科学方面，摆脱中世纪传统而走向近代，是一种世界历史趋势。各国迟早都要走这一步，但其所经途经、所需时间和所用方式可能不尽相同，最后的目标一致的，如同百川归海，到头来都要汇归到近代科学的大海。与其他中外学者一道，宋应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明代起开始的中西科学的大汇合运动。他的思想与技术体系仍然是传统的，但精神实质已有了挣脱传统而走向近代的表现形式。这也正是宋应星站在历史长河之中纵横去看时，所不可替代与难以比肩的贡献和地位所在。

由此回观彬宇先生全诗，可谓正大亦诙谐，洞见而卓识矣！尤其在当下的世界语境下！首联“皇王——肇启”（政治哲学-文明史观）与尾联“强盗——妄图”（批判——揭露）形成闭合叙事；颔联“稻浪——舟车”（农业——工业）与颈联“苹果——鸡毛”（西学——中学）构成文明对话的张力。

此诗以“经世致用”为内核，通过工农业意象与中西对比，批判科技史叙事的西方中心论。语言上融庄谐于一体，史实上紧扣《天工开物》的技术记录与国际影响，揭示宋应星“自然与人工协作”的生态智慧，更凸显中华科学精神跨越时空的传承性。全诗不仅高度赞美了《天工开物》与宋应星，而且从更加宏大与深刻的层面，剖开了文明较量的三重维度——

器物层：从郑和宝船到C919客机，技术代差决定话语权重；

话语层：警惕“四大发明”被解构为"次要技术改良"的话术陷阱；

认知层：突破“李约瑟难题”的思维牢笼——不是“中国为什么没诞生科学”，而是“西方如何劫持了人类科技史叙事”！

当我们在伦敦科学博物馆看到瓦特蒸汽机标注“工业革命起点”，请记住：

元代王祯《农书》早400年记载活塞风箱；

法国传教士蒋友仁1769年将《农书》译介至欧洲；

瓦特改进蒸汽机时，书架上正放着《天工开物》这本中国技术手册。

当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将《武备志》火箭图标注为“东亚民俗想象”，而把康格里夫火箭称作“现代航天起点”时，我们需要的不是愤怒，而是用碳14检测、流体力学模拟和AI文献溯源，让钢铁般的数据开口说话——毕竟，真正的历史从不会沉默，它只是等待被被重新讲述。（本文多参考《宋应星评传》·潘吉星）

责任编辑：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