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巩永孝绘制《商鞅有物有则》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黄德劲先生诗评：

2015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自成教授在四观书院与著名文化学者廖彬宇先生展开深度学术对话。叶自成在《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的大智慧》中提出“老子范式、孔子范式、商子（商鞅）范式”三大思想支柱 ，构建独特理论体系。廖彬宇先生则通过《中天而立集》的诗词创作与书院讲学，将商鞅“法治精神”融入当代文化复兴实践，实现历史叙事与学术实践的互文性建构。

此诗正是彬宇先生对商鞅一生事略、成就与思想的总结。彬宇先生以凝练的语言和恢弘的意象展现了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与法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全诗以史实为骨架，以议论为血肉，兼具咏史与抒怀的双重特质。艺术风格上，善用对仗、对比与象征手法，语言雄健苍劲；史实启迪上，既客观呈现了商鞅变法的历史功过，也揭示了改革者的悲剧性与制度的永恒性，具有辩证的历史观，蕴含着对历史、学术与当代文化实践的深刻洞察，将商鞅变法与《华夏主义》的理论体系紧密相连，展现出跨越时空的思想张力。

叶自成教授将商鞅思想概括为“法治——农战——集权”三位一体治道模型。彬宇先生诗中“一步踏开天地宽”，对应商鞅“开阡陌”打破井田制，象征制度创新带来的空间重塑；“志心革故始安澜”，契合持续改革是国家竞争适应性核心观点，如商鞅两次变法历经19年不断深化；“五车裂”与“启大观”，揭示个体牺牲与制度永生的辩证关系，呼应“商君虽死，秦法未败”的历史评价。商鞅一生的思想与行动，是“有物有则”的；也正因“有物有则”，破坏了“物则”的商鞅自食苦果，以悲剧收场。

全诗充分体现了思想史视域下的价值升华：

（一）历史演进规律的探寻

从诗中“周室衰微—秦法永续”时空叙事，可洞察三大规律：制度迭代上，井田制瓦解到土地私有制确立；权力重构上，贵族世袭转向军功爵制；文明演进上，礼乐崩坏走向法治奠基。

（二）当代文明价值的映射

叶自成教授胡《华夏主义》倡导激活本土思想资源构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廖彬宇先生文化实践则提供了生动案例。方法论上，“双眸看破世间幻”体现《易经》整体思维与阴阳辩证，如法治刚性与民本柔性平衡；战略层面，“法制千秋启大观”契合“一带一路”倡议规则建构需求，彰显制度力与规则力在大国竞争中的关键作用。

（三）当代思想演进的探索

商鞅“户籍—连坐”制度与当代社会治理存在隐喻关联，如大数据监控下的管理模式；叶自成教授“战略产业锚定论”在诗中具象为“农战立国”，对芯片等关键技术竞争的“新战国时代”具有借鉴意义。总体来看，这首七律以商鞅变法为切入点，完成三重思想闭环：

 1、个人与制度层面，商鞅肉身毁灭但法治精神长存；传统与当代层面，商鞅法治经《华夏主义》理论传承，在四观书院文化实践中延续；

2、中国与世界层面，从战国争霸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则建构，展现中国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3、叶自成教授与廖彬宇先生的学术互动，印证“道儒法思想精华互补”，在历史镜鉴、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共振中，重构文明话语体系，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从艺术风格与文化实践上看，彬宇先生此诗在诗词意象升华方面，将“商鞅车裂”升华为“法治精神”的重生，赋予历史事件新的文化内涵；在书院教育革新方面，四观书院讲学融合商鞅“法不阿贵”与孔子“仁政”思想，践行叶自成教授倡导的“法治—德治—道治协同治理”理念，做出了成就；在文化战略构建方面，廖彬宇先生所著《平心平天下》探索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与商鞅“燔诗书明法令”呼应，推动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尤其近年来，彬宇先生力行不懈，推陈出新，以诗证史，以史启思，不断用文化实践，奏响华夏文明复兴的最强音。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国君后代。辅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

谨依廖先生诗意，以“周衰秦敝”“踏开天地”“志心革故”“身死万古”简析之。

周衰秦敝

 “周室衰微列国残，西秦积弊万民殚”，彬宇先生首联以宏阔的时空笔法铺陈背景，“衰微”“积弊”形成互文，“残”“殚”二字凝缩战乱与民生凋敝之态，奠定全诗沉郁基调。该联以14字浓缩了战国初期两大历史命题：

旧秩序解体：周礼体系崩溃引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的社会剧变；

新制度胎动：秦国困境实为华夏文明从封建制向帝制转型的阵痛缩影。

彬宇先生通过“衰微——积弊”“列国——万民”的二元叙事，既呈现了商鞅变法的历史必然性（破旧立新），也暗藏对制度变革代价的深刻反思（“残”“殚”背后的血泪代价）。

具体而言，“周室衰微”与“西秦积弊”形成纵向历史对照：前者指向周王朝宗法制度的崩塌（前771年犬戎破镐京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凝缩了周王室三大失坠：政治权威瓦解（如楚庄王问鼎）、经济命脉断裂（周赧王债台高筑）、文化号召力消亡（孔子叹“礼崩乐坏”）。

后者聚焦秦国变法前的现实困境（如《史记·秦本纪》载“秦杂戎翟之俗，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积弊”暗含秦国结构性矛盾：经济上“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史记·商君列传》），军事上“士卒散漫，号令不一”（《战国策·秦策一》），制度上“贵贱无序，刑赏不明”（《商君书·赏刑》）。

“列国残”与“万民殚”构成横向空间映照：春秋战国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记·太史公自序》），而秦国“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商君书·战法》），暗示变法前秦民尚未被制度激活的困顿状态。

“残”字具象化诸侯混战：齐桓公“尊王攘夷”后霸权更迭（晋楚争霸、吴越相攻），至战国七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

平王东迁（前770年）后，周王室丧失对关中丰镐故地的控制，诸侯僭越愈演愈烈（如郑庄公射王中肩）。至战国初期，周天子已沦为象征符号（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皆未遭周室制裁）。

礼法制度的崩溃催生思想解放（百家争鸣），但列国征伐导致“庶人疲于役，财匮于兵”（《盐铁论·伐功》），形成“杀人盈城”与“易子而食”（《孟子·离娄上》）的恶性循环。

当时的西秦，亦积弊沉重。经济之困：秦国地处西陲，“地僻民贫”（《汉书·地理志》），仍沿用井田制，“豪民占田，贫者无立锥”（《商君书·垦令》）。军事之困：魏国吴起曾“尽取秦河西之地”（前409年），秦简公“堑洛长城”仍难阻东进（《史记·六国年表》）。文化之困：秦国被中原诸夏视为“虎狼之国”（《战国策·赵策三》），缺乏文化向心力，士人不愿入秦（如商鞅先事魏未受重用）。

秦献公时期（前384-前362年）已启动局部改革（废止人殉、编制户籍），但未能触及贵族特权（《史记·秦本纪》载“止从死”）。秦孝公继位（前362年）发布《求贤令》，直言“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将“修穆公之政令”定为国策（《史记·商君列传》），为商鞅变法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对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大败西戎。然而在其去世后的三百年里，秦国一度陷入混乱，历经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其他国家都已经觉醒而变法图强了，秦国却依旧千疮百孔，内斗不休。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并不愿为国作战。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恢复穆公之故地，改变诸侯弱秦的局面。商鞅恰逢其时，横空出世了。

踏开天地

“双眸看破世间幻，一步踏开天地宽。” 颔联以“双眸看破”的哲思性意象与“一步踏开”的爆发性动作形成张力，既凸显商鞅洞察时势的智慧，又暗喻敢于行动、敢于破茧化蝶的决绝。

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后代，所以本名“卫鞅”；其祖辈是卫国的国君，按照“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的礼制，又名“公孙鞅”。秦孝公后来封其在商、于之地，号为商君，所以后人称为“商鞅”。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史记》）

太史公言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一语中的。同时根据班固的说法，商鞅以尸佼为师，向他学习杂家之言。尸佼虽是杂家人物，然而在开拓商鞅的知识层面来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商鞅为魏相公叔座中庶子时，正是魏惠王在位的时刻。魏惠王之前是在位二十六年的魏武侯，武侯之前是战国时代第一位推行改革的魏文侯。商鞅入仕魏国相府，距离魏文侯推行改革才不过数十年的光景，他获览和研习李悝的《法经》是可以肯定的。《法经》乃李悝的创制，也是李悝汇集前人诸法典之精华于一炉的不朽作品。魏国因《法经》而大治。

史载商鞅入秦时，身边带着《法经》。商鞅嗜好李悝之学，《商君书》自然受到《法经》的影响。根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对于农业的发展、土地的规划、人口的调配以及市场的管治，李悝自有一套政策和措施，史称为“尽地力之教”。商鞅对于这一套学问,耳濡目染，勤加学习。《商君书》在这方面的材料，为数甚多：比如《算地》，着重于讨论土地规划、利用土地及调动民力；比如《徕民》，则讨论人口规划及垦荒辟地的课题等。

在魏国相府内，商鞅不但学习了李悝的学问，而且涉猎了不少兵家的著作，尤其是吴起的作品。吴起仕于魏，很得魏文侯的重用。商鞅亦仕于魏，时代也接近。今《商君书》内有《战法》《立本》及《兵守》三篇，讲的都是兵家事，表明商鞅在军事上也有广博的知识和特别的见解，很可能受到了吴起比较大的影响。

商鞅以贵族的后裔，很早就离开自己的国家而游宦于魏国，担任魏相的中庶子，一方面由于自己贵族的身份，一方面由于魏国相府的关系，他年少时在卫国以及长大后在魏国都接触到丰富的文献书籍，也听闻及观察过许多政治事件及历史课题。显然，在入秦之前，商鞅已经成长为一位见多识广的学者。

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痤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史记》）

在公叔痤门下时，商鞅即甚受器重。公叔座有意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可惜自己突然大病不起。对于公叔痤的临危推荐，魏惠王只是“嘿然”不作声。公叔痤因此向魏王耳语，不用就要杀，不能让商鞅走了。可见商鞅的雄才大略，已经引起了足够注意，要么杀，要么用，而坚决不能为他国他人所用。公叔痤同时将这些话告诉给了商鞅，商鞅展现了极其高明睿智的一面，认为魏惠王不能听公叔痤的话重用自己，又怎么可能听他的话杀害自己呢？果不其然。

魏惠王即位不过九年的光景，秦国就由孝公担任国君；那一年(公元前361年)，孝公二十一岁。一生习染父亲献公拼搏精神的秦孝公，即位的第一年就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出兵“东围陕城”，平定源戎，斩了源王，这是武事；另一件是下诏向国内外求贤，这是文事。充分展示了孝公野心大志。

秦的封国始于平王东迁，秦襄公由于护送周平王有功，，才被封为侯，与齐、晋、鲁等列；换句话说，如果和齐、晋、鲁等国相比，秦的历史比人家短了整整一个西周的时代，大约迟了三百年。因此要发展，要追上中原各国，必须广纳人才，使天下贤士皆为我用。另一方面，秦处西陲，在中原文化圈之外围，中原人士一般都不太愿意前往，因而人才更显得奇缺。在此情形之下，召纳天下贤达之士更显得迫切和重要了。

曾经称霸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很早就认识这一点，所以他麾下“远道的和尚”特别多，比如：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枝……公孙枝本是岐州人，字子桑，年少时游宦于晋，秦穆公闻其贤，乃求之入秦。根据《吕氏春秋·慎人》的记载，公孙枝奉命以五羊之皮将百里奚赎回时，发现百里奚乃一贤者，郑重推荐给秦穆公，秦穆公说：“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焉，无乃为天下笑乎？”公孙枝对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穆公乃接纳其言。公孙枝之贤，穆公之听贤，于此可见。

以上五人，皆非秦人，或者原本仕于他国的秦人，然而均被秦穆公破格而用，终于雄霸西戎，威震寰宇。诚如李斯所言：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枝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几百年后的秦孝公，目睹其父改革的平淡成绩，又推究出个中道理，想起秦穆公所建立起来的传统和文化。就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向天下下诏求贤。诏文说：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求贤诏发布后，孝公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狐王”，显示出孝公强国富国的决心。其求贤诏也就迅速地散播天下。

学富五车的商鞅在公叔痤门下本来就无法发挥，听到秦孝公求贤的消息后，他立马心动加行动了。带着许多与政治、经济及军事相关的资料及文献，在尸佼的陪伴下，商鞅离开魏国，奔向自己的梦想之地，秦国。

迫不及待的商鞅根本等不及谒见秦孝公的正常安排，就私底下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充分显示了商鞅“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特点。而对于秦孝公的面试，《史记》的记载很详细：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股周矣。”

这段精彩的面试，透露出两件事：第一，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商鞅展示了他丰富博洽的知识，畅论各种治国方法包括帝道、王道、霸道及强国之术。第二，秦孝公求贤诏所揭示者明明是“思念先君”的“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商鞅却偏偏从帝道、王道说起，最后才说到霸道及强国之术。似此“颠倒为说”，不是说明商鞅对秦国政治的生疏，就是反映出商鞅存心试探秦孝公，看看秦孝公的理想是在哪个层次上。事实证明商鞅成功的，心机深邃的。

商鞅揣摩出秦孝公的理想层次，而秦孝公也了解商鞅在“强国之术”的“霸道”上所能做到的工作。然而商鞅毕竟是外来宾客，触及“变易祖宗家法”时，反对者必定有之，存心阻挠者更必定有之。因此秦孝公安排了一场“御前大辩论”，以沟通思想，达成一致。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语曰:‘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乐之，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经过了这么一场辩论，商鞅以寡敌众地展示了滔滔不绝的口才,词锋锐利，立场坚定，见解超俗，不但说服了秦孝公，使他连连称“善”，也说得反对派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回答。

值得警惕的是，尚未登上政坛的商鞅，此时已经以坚定(“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及独知(“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为理由，强调为政必须独断独行，拒绝任何协商，不容任何异议存在，以铁血手腕，压平一切障碍。然而“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的下一章可能的确是成大功及达到至德之世，也极可能走向反面，成为暴政、独裁及极端的专制，然后是灾难性的毁灭。商鞅的命运密码，此时其实已经埋下。

重重迷雾拨开以后，秦孝公就决定推行改革，由商鞅协力。而自此之后，商鞅就将一生的精力和学问，完全奉献给秦国，连同他宝贵的生命。“双眸看破世间幻，一步踏开天地宽。”商鞅的双眼是明亮的，双脚亦是坚定不移的。

志心革故

“霸业空谈终误事，志心革故始安澜。”颈联“霸业空谈”与“志心革故”形成鲜明对比，批判儒家“王道”理想（如孟子见梁惠王言“仁义”），推崇法家“不循古制”的实践精神（《韩非子·五蠹》“世异则事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商鞅开始了自己的大踏步改革的历程。此颈联以政论入诗，通过严谨的对仗、淬炼的典故、顿挫的声律，将历史批判升华为治国箴言，在艺术风格上兼具法家的锐利与儒家的济世情怀，堪称“诗史合参”的典范。

初始，虽然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和信赖，“卒用鞅法，百姓苦之。”但这个时候的商鞅还只是客卿的身份，法令由商鞅草拟，政策由秦孝公推行。根据商鞅的《垦令》，当年秦孝公推行的改革，其精神及内容可分为六个方面：

一、裁抑商人。无可否认，商鞅是一位重农抑商的极力主张者。为了达到重农的目标，商鞅不惜采用各种方法裁抑商人及商业活动，如第一、商人不得卖粮；第二、提高酒肉价钱；第三、废除旅馆的经营；第四、加重商品销售税；第五、商家的奴仆必须服役。

二、激励农业。第一、增加农民的数目；第二、逼迫农民专心务农；第三、使农民愚守于耕种；第四、裁减官吏，使农民不累。

三、重订社会价值观。首先，商鞅提出打击五类人士的建议——褊急之民、狠刚之民、息惰之民、费资之民、巧谀恶心之民。另一方面，商对于依赖他国势力取得爵位和官职的现象，也痛加谴责及严予禁止，说:“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禁止人民通过“外交”的手段，和他国建立关系，藉以在国内取得爵位和官职。似此隔离政策，无非要纠正社会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只有通过农耕，才可以获得鼓励。

四、认同农民。对于在朝的贵族和官员，商鞅一反过去优渥的态度，采取严厉的手段，给予若干方面的裁制。《垦令》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贵族俸禄优厚，私税也多，族中白吃饭的人更多，商鞅认为这种情形有害于农业，必须加以裁制。所以，他主张政府必须按人头抽税，并且加重他们的徭役，如此的话，贵族才不会形成一个特权阶级，成为社会发展的逆流，至于贵族子弟呢？他认为贵族子弟没有例外地必须服徭役，如果他们要求免役，则其条件必须比老百姓高得多。

五、公平的税制。商鞅也主张统一税租，以便平等对待所有农民。如此人民就会感觉到公平，对国家有信心，也就不生异心了。

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百姓开发土地及发展农业，商鞅主张老百姓不得擅自迁居，《垦令》说:“使民无得擅徙。”为了保证此项主张被严格地执行，商鞅建议推行户口登记。

很明显，《垦令》的精神和目标是在发展国内的经济，就当时而言，经济的最大项目就是农耕了。秦孝公根据商鞅这份建议书，推行秦国第一个改革。改革推出之时，可以想象得到，除了秦孝公之外，所有秦人都感到“苦之”——贵族的利益被剥夺，商人被迫从事劳动，游士被迫耕种，农人被迫增产，全国一片经营农业的景象。然而不出三年，由于经济搞上去了，农村富庶，国家更趋于安定，全国百姓开始感到“便之”了。于是，秦孝公委任商鞅为左庶长，成为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领导秦国全面的改革运动。在魏国不被重用的商鞅，被公叔痤视为天下奇才的商鞅，终于在秦国觅得施展生平抱负的机会了。

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在中华文化里掀起大波大浪，应该是从嬴秦开始，而发动此事者就是商鞅了。法家在中原华夏文化圈里不受重视，在儒、墨等显学的激烈竞争之下，法家必须跑到蛮夷部落里另谋出路。

登上左庶长的宝座后，商鞅立刻放开手脚，将山东各国的改革经验引进秦国，酌情付诸实行。另一方面，秦孝公首行改革实验成功，证明秦国这块土地适合法家发展，于是更增加了商鞅的信心，放胆迈开脚步。

由商鞅自己推行的改革，其所涵盖的层面相当广；从文化的横剖面来看，包括了家庭制度、社会组织、农业经济、作战军功及爵秩制度等；自文化的纵剖面来看，它影响了宗法、礼制、习俗及传统文化。可以说整个社会、文化都在他改革的范围内了。

商鞅首次的改革，综合来说分为四个方面：一、编组全民监督网； 二、强行小家庭制，力促增产； 三、鼓励全民争功，惟军为荣。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法令内容是：

(1)“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自法令公布之日起，所有旧爵秩全收回，所有贵族皆沦为百姓，“战场上出爵秩”，即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的，才可以重新回到贵族的地位，领回爵秩。试问，全国百姓谁不争着上战场？对于调动百姓在战场上的积极性，这一措施确有其非凡的作用。

(2)“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比如获一首级者——第一、作战时能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者，赐爵一级，并且赐田一顷,宅九亩。第二、得一甲首者，若为官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第三、斩得敌一甲首者，可役使一人(或一家)为自己的农奴,“除庶子一人”。

至于死后表彰法，《境内》就说得很清楚：“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从小夫至大夫，如果逝世了，，他的官爵每高一级，墓上就多种一棵树。换句话说，墓上植树愈多，表示死者军功愈大，反之其军功也愈少。

第四方面，便是重订爵秩等次，以显尊严。商鞅既然以爵禄作为立功的诱饵，他当然对秦爵下过一番重订及整理的功夫。

法令草具后，商鞅开始犹豫了。对商鞅的政治生命来说，这是个极大的投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秦国的国运来说，也是个极大的冒险，只有前进，不容后退。

为了使老百姓明白改革势在必行，也为了便全国上下清楚政令赏罚必信，在政令草具而未公布之际，商鞅用徙木重赏的办法，和全国百姓订了一个不成文的契约。这便是青史留名的“徙木立信”：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

就徙木重赏本身而言，商鞅也许已经传出一个重要讯息——赏必重赏，罚必重罚。徙木而约给十金，应该是重赏，宜乎老百姓不敢相信；改约五十金，更是重赏中之重赏，然而，商鞅践约了。赏是如此，罚当然也如此。所以这件事本身已透露出商鞅推行新政的基本态度：重而且必。

然而，强压之下，必有强力反弹：

一、“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也就是说，栎阳城议论纷纷，数以千计的人都说新法带来不便，要求恢复旧法。首都乃全国之最，乃经政及人才荟萃之地，新法如能在这里获得支持而推行的话，各地都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现在居然有“千数”的人议论纷纷，反对势力不小。商鞅若不加把力，恐怕有“败下阵”的可能。

二、“太子犯法”。

就在这紧要关头，太子犯了法。商鞅清楚事态的严重性，一开始就断定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即刻准备惩罚太子。然而，“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事情总算得到了解决。

经过商鞅严厉的镇压之后，这两件事终于平息下去；可以想像得到，其他各处保守分子的嚣嚣嚷嚷也跟着烟消云散了。在这样的铁腕之下，商鞅击退了保守派，翻天覆地地推行新政，为秦国换上了新妆。

根据《史记》的记载，新政推行十年后，秦国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老百姓家给人足，以最愉快的心情欢迎新政。而且，在新政之下,“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整个国家进入“大治”。

根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的记载，商鞅推行改革的第三年，已经显示出秦势已强，改革已取得部分成绩。于是孝公提升商鞅为大良造，“大良造”是秦孝公时代秦国最高的官职。商鞅不但掌理国家政务，也出掌军事，成为文武兼于一身的领导人物了。

商鞅受命为大良造后，开始出兵占领魏固阳，同时迁都咸阳。在咸阳，秦完成了改革及消灭六国的大业；在咸阳，秦推行统一天下后的种种浩大工程；它见证了秦国的富强和威武，也见证了秦国的暴虐和崩溃。这次迁都，完全正确。

完成这两件大事，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商鞅着手布置第二次改革。这一次的改革，涉及的范围、层面比前一次更大，改革的程度也更彻底、更深邃。因为已无法看到法令本身，因此仅能从司马迁概括的片言只语中去了解及窥探其概况。大体也分为四个方面：

一、禁大家制，行分户令。为了挖掘大家族里闲散多余的劳动力，为了增加生产单位，商鞅第一次改革时已经发布了分户令，规定一个家庭内如果“有二男以上”而“不分异”的，就必须加倍课税。强力推行小家庭制除了有利土地开发、增加国家税收之外，恐怕和扩大兵源也有关系。所以，推行小家庭制是多种目标的，对秦的国势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统一度量，颁标准器。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是商鞅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不但显示了某项标准在一个国家内必须统一，也昭示世人在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内，秦国有整齐所有不同标准的决心。因此对秦国而言，统一度量衡不过是这个决心的第一声而已。

三、重整耕地，始征口赋。商鞅在第一次改革时，并未涉及耕地的问题，也许那是个高度敏感的问题，不敢贸然触及。如今，商鞅挟第一次改革成功的威信,矛头指向最根本的问题——耕地。太史公的总结是——“为田开阡陌、封疆”。商鞅在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推行第二次改革后，《史记·秦本纪》于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说：“初为赋。” 

四、广行县制，兼设县署。在县级单位里，商鞅规定必须设置县令，为一县之长，掌治该县；其下有县丞，佐助县令，组成县署。无论县令、县丞，其任免大权皆在中央，非终身制，更不能世袭。

在第二次改革方案推出后的第四年，旧势力派的代表人物公子虔乃犯难“复犯约”，以身试法，考验商鞅。虽然前一次挺身抗法的是太子，这一次却是公子虔，保守派势力似乎在逐步衰退之中，，但是商鞅依然不放过任何惩罚他们的机会，于是前已被惩罚过的公子虔再次被惩罚——“劓之”。公子虔是太子的师傅，他一再被罚，对保守派的打击非常大。而商鞅为了贯彻改革，一再留下祸根，可谓“公而忘私”了。

经过第二次改革，不过几年的光景，秦国富强起来，而且声誉远播，取得山东各国的认同。商鞅的改革不但被彻底执行，而且还是秦国往后历代国君严格奉行的圭臬。七十年代中期，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一大批秦简，都是战国晚期至秦始皇时代的重要史料，包括法律、文书及年表等。据这些秦简所载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商法不但被彻底执行，而且还发展成为秦国法律的主体。

商鞅两次改革是完全成功的，它不但是秦国的一件大事，也是当时天下的一件大事。他除了建立起种种制度影响整个秦国并且成为秦法之外，当时许多人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试看蔡泽在见范雎时说:“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稿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历数秦国政绩时，除商鞅之外，简直就是“国中无人”了。即使时代更晚的韩非，谈起秦国的政绩时，不是说:“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就是说:“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除商鞅之外，根本“不作第二人想”了。再看看韩非这样的言论：

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

据此可知，在韩非的观念中，商鞅在秦史里的地位非常崇高，而商鞅以后的执政者，尽是一些“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的“应、穰之类”了。

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时期，魏、赵、齐、楚正进行大规模的激战，魏军攻克了赵的首都邯郸，大部分军队胶着在那里，而楚却为赵援，出兵攻打魏国，所以，魏国背腹受敌。东边濒海的齐国见到有机可乘，也出兵与魏作战，在桂陵打败了魏军，大将庞涓被虏。已经是大良造的商鞅，见到这种形势，立刻带领军队长驱直入，穿过河西，直赴魏国的旧都安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安邑占领下来。这个时候的魏惠王，才感到非常后悔，徒呼:“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总而言之，自改革以后，秦国富兵强，加上商鞅多谋善战，为秦国带来丰硕的战果，开地千里，威震天下，秦国后来的国君都沾其泽。秦孝公以后的历代国君，就循着商鞅开创的这条路子继续奔驰，最后乃完成统一的大业。贾谊《过秦论》说：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说商鞅是“秦人拱手而取河西”的大功臣，恐怕有所保留，实际上，微商鞅及商法，秦恐怕无能力取天下。

身死万古

“后人慷慨五车裂，法制千秋启大观。”尾联以“五车裂”的血腥意象与“千秋大观”的永恒价值并置，构成震撼的生死辩证法，揭示个体悲剧与历史进步的深刻矛盾。此尾联以凝练的符号化书写、断裂性声律、悖论式对仗，将商鞅车裂的个体悲剧升华为文明制度演进的精神史诗。其艺术风格融合史家的冷峻、哲学家的深邃与诗人的悲悯，在“裂”与“启”、“人”“法”的二元撕裂中，完成对华夏制度文明基因的终极叩问。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和拼搏，商鞅取得了荣华富贵，法家在政治舞台上也竖起了惟我独尊的旗帜，秦国也由此傲视群雄，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奠下并吞六国的深厚国基。然而，商鞅的结局是凄凉的。数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感慨欷歔，为商鞅的结局而感伤。

商鞅忘记了自己本来不过是一名宾客，体内流的是卫国的血，和嬴秦没有关系；忘记了支持他“大干特干”及“坚持干到底”的也不过是秦孝公一人，而不是那批人数众多的贵族。商鞅其实随时都有杀身之祸。以商鞅的聪明才智，看不出来吗？当商鞅出门时,“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阖戟者旁车而趋。”保镖、卫士及随从一车一车地紧跟左右，商鞅会不觉悟、警惕吗？然而商鞅却坚持下去。很明显，他是为理想坚持，为法家思想坚持。

就在秦孝公逝世的前五个月，赵良求见商鞅。司马迁在记述这件事之前，曾加了两句话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两人见面，随即展开一番对话：

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

赵良曰:“仆弗敢愿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日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

商鞅表达爱慕之情，想与赵良建交，赵良一则曰“不敢受命”，再则曰“不敢闻命”，实际上在连称“不敢”之中，赵良已表达了他对商鞅的不满。商鞅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一听就知道赵良弦外有音，于是：

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

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

商鞅知道赵良对他不满，于是以试探的口气问了一句。赵良也是个聪明人，不立刻回答正题，只含含糊糊地说要“反听”，要“内视”，要“自胜”，并且引虞舜之言要“自我谦卑”，最后说:“你不如向虞舜之道学习学习，不要问我吧！”为什么要说“反听”“内视”及“自胜”？很清楚，这等于说商鞅不能“反听”，不能“内视”以及不能“自胜”。所以，商鞅其实是不聪、不明及不强的。这一席话是向商鞅作心理战，以反激法鼓动商鞅的情绪。

果然，商鞅情不自禁就大发他“治秦”的业绩的伟论了。他说：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

商鞅举出两件事来证明他勋业彪炳：第一件是使秦“男女”有别。另一大功业是“大筑冀阙”，使其壮丽如鲁卫。根据《三辅黄图》的记载：

咸阳北至九峻、甘泉,南至鄠、杜，东至河,西至湃、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

这里所描写的，当然包括孝公以后各王所扩建的。如果商鞅始建时设定下维伟的规模以及预留发展空间的话，相信后来也难以发展出“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官别馆相望联属”的胜景。综合考古所得，咸阳城遗址大约长六公里，宽四公里，其中一号宫殿建筑遗址,“有对称的间次、通道、台阶和门道”,“四周建回廊，，廊下墁砖。檐下有卵石散水，边缘有排水沟，四角有排水池，池内有漏斗直通下水道，下水道多由绳纹陶管衔接构成”,“有壁画……有黑、赭、黄、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色”，三号建筑遗址，“廊东西坎墙……上有壁画，可辨出车马、仪仗、建筑等图及麦穗、人物、植物等图案，均为彩色。”根据这些描述，当日雄风，闭目可以想见。所以商鞅特为举出，以为治秦的另一大功业。

对此，赵良不以为然，只是不便说出，以免被“诛”。所以他先为自己预留空间，以试探性的口吻问道：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

商鞅当然也客气一番，纵使内心不高兴，也得装出喜悦的样子，容他把话说出来。所以他说：

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

既然有言在先，而且法家向来“信”字当头，于是，赵良乃将心里话全盘托出来。他说：

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赵良以五羖大夫百里奚来相比之商鞅。赵良从“功”、“德”两方面来论五羖大夫。赵良所举虽是“功”“德”两点，实际上只落在一个“德”字上。更何况百里奚在仕秦之前已有贤者之名，为秦穆公及秦人所佩服。然而商鞅呢？赵良接着说：

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礼，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灌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

赵良认真地数落商鞅的过失：一、依托嬖人景监晋见秦孝公，败坏自己的“名”；二、掌权之后，大兴土木营筑咸阳，败坏自己的“功”；三、惩罚太子的师傅，以酷刑残伤老百姓，为自己种下怨祸；四、使百姓重视政令甚过于君命，政府的法律取代国君的命令，败坏传统的“教”；五、自己受封于商，却又绳墨秦之贵公子，拆损自己的“寿”；六、既惩罚公子虔，现又惩罚祝懼及公孙贾，败坏“人”心。这六点，绝大部分是商鞅施政所犯下的错失，如果和五羖大夫相比，根据赵良的见解，相差是多么的远呢！然而，事情有甚于此者，赵良说：

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闹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

目前商鞅的情形是：出入之际，都必须有保镖跟随着，否则便坚持不出门；如此的话，商鞅为着变法早已忘记为自己谋划了。怪不得赵良接着指出：君之危若朝露，还奢谈什么延年益寿！这真像一根针，直刺变法者的心脏。接下来赵良向商鞅建议：

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

赵良的建议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劝他退还封地十五城，并且“改邪归正”,秦国上下才可“少安”;第二部分是警告语，一旦支持你的秦孝公驾崩，你还有好下场吗？何不即刻“收盘”呢！赵良从百里奚讲到商鞅，从改革讲到商鞅的现况，从商鞅的错失讲到将来的下场，都是悚目惊心的。近二十年的改革，虽然国富兵强，天下震动，然而，如果自己每次出门都必须“后车十数”，“载甲”“持矛”者“旁车而趋”，俨然如临万军之敌国，悚然如入死亡之地，又有什么意思呢？商鞅难道不善为自己谋划一至于此吗？

实际上，从赵良这一席话里，我们可以得知：

商鞅推行改革近二十年，最大的错失是政令无法彻底在宗室贵族里执行，使这批既得利益者与老百姓一样，服膺国家法令。赵良说：“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普通老百姓重视及遵从国家法令甚过于国君的命令，可见商法在平民阶级中的确能够彻底推行。然而，太子犯法，商法就无法执行，公子虔犯约，也只得到“劓”的刑罚。所以，商法变成“只行于下，难行于上”的局面，上层阶级往往成为漏网之鱼。

在这样抓不住大鱼只能抓小鱼的形势下，公子虔可以忍耐八年杜门不出，为什么？宗室贵族们支持他，准备报复。宗室贵族们随时准备暗杀商鞅，商鞅必须竭尽全力保护好自己。太子及其支持者们闹到如此地步，正反映出商法的弱点，说明商法未能尽早打破阶级界限，使社会所有阶层都置身于国法之下，赋国法应有的崇高地位和神圣的尊严。商法不是全体社会的法则。部分性的豁免权破坏了商法的完整性和神圣性，这是法家的致命伤。商鞅性命朝不保夕,正由此而引起。

商鞅改革另一个错失是自己接受了於、商十五城的封地。解散封建体制、收回贵族封地、使爵秩与封土脱钩等，可以说是商鞅改革的主体内容。当宗室贵族的封地逐一被回收，商鞅却领有十五城的封土，“南面而称寡人”，自己不但不能以身作则，反而带头破坏自己的法律。这种情形，就如商法难于执行于上层社会一样，商鞅自己也有豁免权，其他宗室贵族又何尝不可以有呢？商法无法驾凌人治，使秦法彻底制度化，是商法的一大败笔。在人治依然存在的社会里，法律执行往往可以有“大好”或“大坏”的两面，就看背后支持力量以及行使者的正邪而定。试问，商鞅性命的危殆，还不一目了然吗？

司马迁说，商鞅听过赵良这番惊天动地的话语后,“弗从”。那么解决也就可想而知了。商鞅不接纳赵良的劝谕将军政大权交出，将法家改革撒回，是商鞅的执著，也是法家的坚持。也就因为商鞅的执著和坚持，法家才在秦国这块土地上建构起配搭周密和架构相当完整的法家文化。在商鞅之前，看不到任何一名法家成功地架构起这种网架；在商鞅之后，也看不到任何一名法家在政坛上推出的法家文化有如此之周密和完整。

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八年，再加上三年的布衣生涯，他在秦国逗留了二十一年。在秦统一天下之前，没有任何一名法家在单一的国家内逗留过这么长的时间，并且掌握政权这么久。所以，在商鞅的执著和坚持之下，他注定可以成为法家的巨人，可以为法家创一个辉煌的时代。

商鞅是法家伟大的人物，在他的执著及坚持之下，根据史籍所载，至少为秦国完成下列五项大事业：

第一、改造家庭结构。

秦国的家庭有两种陋俗：一种是倍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的大家庭到处都有，贵族是如此，一些富有的家庭更是如此；还有一种是久受戎翟文化侵扰的家庭，即男女同室，无长幼之别，更无男女之耻。像这样的家庭，不但是腐败堕落滋生之所，更是游闲分子寄生之地。商鞅很受李悝“尽地力之教”的影响，不但要人力尽量去发掘地力,而且还要尽量把人力挖掘出来。先尽掘人力，然后再用人力去尽掘地力。因此他两度颁布分户令，通过不同方式把家庭析分为最小单位，重组秦国的家庭制度，彻底改造华夏的传统家庭制度，也彻底纠正戎翟化的家庭结构。

第二、构架社会网络。

大家庭人口众多，在家长族长的统率及支配之下，俨然自成小天地，自成王国。因此大家庭自我保护、合群对外的抗拒能力非常强，而藏污纳垢、隐恶蔽奸的功能更是强，社会的动荡和失序也就由此而生。为了改造社会，商鞅把军队的牵连组织运用到家庭里去，使家庭按层次组织起来，每个家庭就如网络上的一个结目，彼此互相牵动拉扯，没有人可以脱网，没有一个家庭可以解目，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人有罪，牵动的其他目结全部连坐。在这样新的社会结构之下，每个家庭的内情全部都暴露出来，没有隐私权，没有沉默权。当政者把手伸进每个家庭，重组了社会意识、社会生态及社会文化。

第三、重建价值观。

价值观是家庭、社会及国家前进的领航者。这一点，商鞅非常清楚。所以，商鞅改革内容特别强调这件事。在家庭里，商鞅鼓励及策动任何成员检举、告密，并以此为时尚。他不但奖赏告密检举者，其功与斩敌相同，而且还以腰斩的重刑来惩罚沉默不告者。在社会上，他积极奖励两种人物：农夫与战士。男耕女织而能多产者，可以免服劳役；战场上杀敌，其奖偿更多，而且还是显荣、芬华之所在。其他工商、游谈，都是末业，有权收为官奴。

商鞅不但明订奖罚的价值所在，而且还把价值观尽量狭窄化，宗室血统通不到爵禄官职，走其他末业更通不到爵禄官职，只有农战及检举，“别无分店，只此一家”。这样的价值观，至战国结束为止，儒、法两家还一直争论不休，从未间断过。

第四、一统思想观念。

统一标准是法家重要观念之一，无论立法，司法及行法，都要求统一，要求标准。在此观念之下，商鞅最先统一的是全国的度量衡，而且要求精确无差。韩非说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此事不见他书，史籍亦不载，颇为人怀疑。不过，《诗》《书》乃儒家经典，所言所论都与法家政令相歧，为了一统全国人心，必须加以禁绝，焚烧是禁绝最彻底的方法，其行事与商鞅一统观念相符，也许有几分事实。一统观自商鞅建起之后，影响秦国深远，秦国后来许多政令及措施，皆沿此而来。

第五、改革政权体制。

嬴秦虽然封建文化比较单薄，不过，从保守派反对商法的情形来看，封建势力恐怕也不弱。商鞅是春秋战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全面推翻封建政制的伟大人物，在他的引导及策划下，秦国封建政体迅速分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郡县政制。郡县的废置不但操诸中央，县署内官员的任免更由中央控制。在此新政制之下，国内不会再有国，君下不会再有君，中央政令直接下达地方，地方一切民情也都上达中央，完全是一个绝对统一的国家，也是一个权力完全集中的国家。西周数百年漫长的封建体制，在商鞅改革后，翻新为郡县制。

尽管这些大事业的部分构思来自东方，然而对嬴秦来说，其内容是崭新的，其精神是超时代的。对当时列国来讲，也是“前无古人”的。它不但使秦国富兵强，而且为秦国奠下强国的国基，为秦国设下大国的规模，以便日后用军事统一中国，用新的政体辖治中国。因此，商鞅的改革不只是为秦国，而且是超越秦国的伟大工程，而他就为这项伟大工程执著地、坚持地干下去，最后竟付出昂贵的代价——生命。

就在他与赵良对谈后的五个月，秦孝公病倒，而且病势严重，有“不起”之势。根据《战国策·秦策一》的记载，秦孝公萌起“欲传鞅”的念头，结果是“鞅辞，不受”。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已难考知。继位的是秦惠王，也就是二十年前犯法而几乎受商鞅惩罚的那位太子。

新君即位，而且还是他的宿敌，商鞅看见形势蹊跷，立刻告老退休。就在这个时候，饱受商鞅镇压、惩罚的保守派们，派出公子虔为代表，向秦惠王进言：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雠仇也，愿大王图之。

公子虔这番话完全是煽情又要命的。秦惠王是保守派人物，当然相信公子虔的话。于是在商鞅放归之际,“发吏捕商君。”商鞅无可奈何，只好出走逃亡。来到关下，想投靠馆舍，馆舍主事不认识他，依着本子办事说：“商君的法律条文里规定，让人投宿而没验证的，会遭受连坐之罪。”商鞅这时才喟然长叹：

“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在走投无路之际，商鞅想到魏国，也许魏国还可以收留他。于是带着他的母亲以及所有的家属，连夜出奔到邺。没想邺的守令襄疵拒绝收容，说:“以君之反公子卬而破魏师也”。商鞅想投奔他国，魏人说:“商鞅，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于是欲将商鞅送回秦国。

商鞅只好逃回自己的封邑，动员邑内的徒属，发兵出击郑。在攻打郑时，秦兵从后面追至，攻破商鞅的徒属。商鞅又往西南逃窜，希望再退回商邑。没想刚到彤地，就被秦兵生擒，带回咸阳来。

秦惠王立刻车裂商鞅，警戒世人说:“莫如商鞅反者！”并且“灭商君之家。”

对秦国来说，商鞅的功劳是卓越伟大的。如果没有商鞅，秦统一天下可能会推迟，甚至于不会出现！因此商鞅是秦统一天下的奠基者，其地位及勋业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为什么商鞅竟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呢？被诬告谋反，又被车裂,简直和卖国贼无二致。经过二十年商法的执行，商鞅被诬告无法昭雪，商鞅立了大功无法享有应得的地位，一切都无法依循法律的程序运作，可见商法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使秦国依然无法完全摆脱人治的桎梏，走上惟法是从的法治社会，似此人治驾凌法治的形势，再也不能用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果那么简单就可以解释得通。商法存在一些缺点，因而造成漏网之鱼可以无法无天，漏网之鱼可以横行天下，甚至于枉法破法，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商鞅，这位嬴秦统一天下的奠基者，就此被牺牲了。

不过，无论如何，商鞅变法对秦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记·秦本纪》曰:商鞅变法,“居三年，百姓便之”；又说,“法大用，秦人治”。在《太史公自序》中还说:“后世遵其法”等等，均说明没有商鞅前期的变法，也就没有秦始皇的一统天下。《史记》的评述无疑是中肯的：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彬宇先生此诗，以简练笔法勾勒商鞅变法的历史图景。首联点明时代背景，颔联以“看破”与“踏开”对比，凸显其超越时代的洞察力与行动力。颈联批判空谈，颂扬实干，呼应《诗说中国》融汇哲思与史笔的宗旨。尾联“五车裂”与“启大观”形成强烈反差，揭示变革者常以悲剧收场却功在千秋的深刻矛盾，暗合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的生死观。“有物有则”，对“物则”的探讨，何曾有过休止？全诗融文史哲于一体，彰显商鞅“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精神气象，可谓为“法家”，为“改革者”，为“治国之良谋”，为“中华法治文明之滥觞”立传矣！叶自成教授将商子（商鞅）范式”列为中华三大思想支柱 ，不亦然乎？

（本文多参考《商鞅评传》·郑良树）

张红星教授注解（一）：

周室衰微：周王朝统治衰落。《史记·周本纪》载：“王室遂衰，诸侯不朝。”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式微，诸侯割据争霸，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战国策·秦策》称：“周室卑微，诸侯力政。”

列国残：诸侯国互相征伐，民生凋敝。《孟子·离娄上》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商鞅所处时代，列国兼并惨烈，秦国亦因旧制积弊深重而国力疲弱。

西秦积弊：秦国地处西部，制度落后，经济困顿。《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商鞅入秦时，贵族垄断资源，百姓贫苦，社会矛盾尖锐。

万民殚：百姓财力、精力耗尽。《汉书·食货志》言：“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 商鞅变法前，秦国土地兼并严重，赋税苛重，民不聊生。

双眸看破世间幻：商鞅洞察时局虚妄，主张破除旧制。《韩非子·五蠹》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此句暗含道家“看破名利”之思，如《庄子·齐物论》“万物皆幻”的哲理性反思。

一步踏开天地宽：变法举措开创历史新局。《商君书·更法》载：“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商鞅废井田、奖军功、行郡县，打破贵族垄断，使秦国焕然一新，如《周易·系辞》所言“变则通，通则久”。

霸业空谈终误事：空谈强国之策而无实际行动，终致失败。《荀子·儒效》批判：“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贼也。” 战国时期，魏、楚等国虽图强却因守旧未能持久，反观商鞅以实践为基，破除空谈。

志心革故始安澜：坚定改革意志方能平定乱局。《周易·革卦》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商鞅以“徙木立信”确立变法公信力，如《管子·牧民》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五车裂：商鞅因触动贵族利益遭车裂之刑。《史记·商君列传》载：“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 其结局悲壮，然变法成果未废，印证《韩非子·定法》“法虽残，秦人治”的历史评价。

法制千秋启大观：商鞅奠定秦制，影响后世法治。《汉书·刑法志》称：“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 其“法不阿贵”精神为历代改革家所宗，如王安石赞：“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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