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淪於日治的日子裏，江口豐潔的名字始終隱匿在陰影中。這個曾在養和醫院前院長李樹芬回憶錄中以「江口上校」稱謂出現的日軍「總醫官」，於書外卻是能夠串聯起東北731部隊和華南波8604部隊的關鍵人物。作為731部隊組建者石井四郎的心腹，江口豐潔不僅參與了華南細菌戰部隊的組建，更在1939年春即已潛入香港，為日軍兩年後突襲香港的軍事行動，進行衞生和供水等戰前情報偵察。香港淪陷後，江口豐潔更在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扶持下，統籌管理香港日軍及民政衞生系統。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因是731部隊的重要官員，與石井四郎相同，日方並未公開江口豐潔的完整履歷。在早前被發現的《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中，記載其出生於1903年7月19日，編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時間為1943年4月21日，晉升時間為1942年9月30日（該文件登記的部分時間存疑，下文詳述，編者註）。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從他多項著文和日軍其他已公開文件中推測其生平大體分為：在日本時期、在中國東北和天津時期、派赴波8604時期（含香港）、返回731時期，以及返日時期五個部分。
戰前數年諜伏香港
養和醫院前院長李樹芬在《香港外科醫生六十年回憶錄》「記總醫官江口上校」一文中記載：三天的勝利慶祝之後……一日，我施行手術方畢，我的弟弟樹培忽然到來，他告訴我副醫務總監華倫天醫師來電話，謂即偕日本陸軍總醫官江口上校來訪。
李樹芬回憶錄中的「江口上校」，年齡約40歲，身材短小，留鬚，作希特勒式，軍衣很挺，上面滿綴勳章和獎章，腰間配劍，皮靴，白色手套，能操熟練的德語和欠熟練的英語，不會說中文。這一體貌特徵與年齡和職務信息，同保良局歷史博物館中，一張攝於1942年4月21日、名為「江口軍醫長桐林課長巡視保良局合照」中的江口豐潔高度相似。也意味着和其他731重要成員相同，江口有在德學習的經歷。
日本防衛研究所藏，1942年4月2日由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向陸軍省呈報的《狀況報告》所附「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編成表」及「附表二」，江口豐潔為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醫部中佐部長，而相關資料中再無其他「江口軍醫」。因此相信，李樹芬回憶錄中的「江口上校」即為江口豐潔。至於軍銜的出入可能源於李樹芬的誤認——當時英軍上校為一冠兩星，日軍中佐為兩槓兩星。
江口豐潔此行目的是向李樹芬尋求如何找500名「慰安婦」以建立香港「慰安」區。李樹芬這樣記錄會談中江口令人不安的對話：「『李醫生，我在廣州時聽說你是香港第一位名醫……』江口仍作客氣語氣，向我表示欽佩，並且說出昔日有不少日本人到過香港，也曾向他匯報過我……『那時候我們着便裝來此地，現在是着軍裝。』——這當然是暗示他們的間諜活動。」
李樹芬所說的間諜活動，於江口豐潔所著《關於防疫給水的事項及軍政下香港衞生行政》（下稱《香港衞生行政》）一文中亦有體現：「1939年初春，當時任軍部軍醫少佐的我，正式被派遣到香港，由香港領事館副厚生技官小谷新太郎博士介紹，會見了港英政廳副總督、醫務總監司徒永覺……」
雖然江口並未正式提及潛入香港的具體任務，但內文卻證實，他在香港曾系統性地進行了疫情、衞生和供水的戰前情報偵察。江口並在文中多次炫耀式地指出，日軍攻佔香港時使用了其前期偵察的成果，促使守軍投降。
曾設計南石頭化骨池
在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能夠找到的史料中，《在運送期間過濾管的破損狀況》是江口豐潔於1940年6月始，向陸軍軍醫學校發回的系列報告。這是為數不多的江口豐潔被確證為華南防疫給水部軍醫少佐身份的史料。當時的江口豐潔駐於廣州，同年的8月20日，江口豐潔舉行了一次給水演習，要求180名士兵全套作戰裝備攜三日口糧，全員於廣州至黃埔往返25公里徒步強行軍，以計算士兵在無限制供水情況下的供水消耗數據。
江口豐潔在《香港衞生行政》一文中，這樣介紹他在日軍佔領香港後的分工細節和職權範圍：1942年1月19日，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編制，磯谷廉介中將作為總督，帶領有末次大佐以下的幕僚代表、司政長官、司政官等上任，將香港上海銀行（應指香港滙豐銀行，編者註）充當成總督部辦公樓開始了工作。在第一次幕僚會議上，江口強調了香港軍政首先要盡早照原樣恢復以前香港政廳寬鬆的行政機構，再逐漸日本化。上文並透露，在得到總督的許可後，江口接管了前港英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職權，並掌管了約3,000人的衞生警察隊伍。這意味着，江口豐潔在香港時所管理的，不僅僅是日本陸軍及香港的民政衞生系統，甚至包括清理乞丐、難民等關乎市民百姓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
由日本陸軍省防務研究與訓練學院戰爭史辦公室於1946年編撰的《香港軍政府概覽》顯示，日軍佔領香港後截至1943年9月底，共有約97.3萬人被「歸鄉疏散」，其中約有57.6萬人屬於強制疏散，約38.1萬人是自願或自費疏散。這意味着有1.6萬被納入「歸鄉疏散」的人，未被納入強制及自願或自費「疏散」統計，其真實去向是否關聯波8604部隊在廣州南石頭的細菌實驗成疑。
江口豐潔還參與了廣州南石頭粵港難民屍體處理設施的設計。他在《香港衞生行政》一文中提到「E式屍體處理法」——建立一個面積為2.5平方米的地基，高三米多、無底的四角錐形混凝土筒。從上面投入屍體，等待屍體自然腐爛。做了兩個這樣的建築，每個收納50至60具屍體，如此交換收納，最後完全收納完屍體後，封閉上面的投入口。
這個「E式屍體處理法」與沙東迅採集的香港難民馮奇口述南石頭難民營中，日軍處理細菌實驗受害者遺體的「化骨池」細節高度相似。
「隨着我離開香港，這個（E式屍體處理法）也中止了。」江口豐潔在文中滿是「遺憾」地說。
戰後銷聲匿跡返日本
早前中日學者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所顯示的江口豐潔被編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時間為1943年4月21日、晉升時間為1942年9月20日的信息為線索，認為是江口豐潔從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轉入731部隊和晉升中佐的時間。但一份1943年4月8日發令的《陸軍異動通報》顯示，江口豐潔是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部員身份，被任命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第三部中佐部長。且前述保良局照片中，江口豐潔已身穿中佐軍裝。考慮到留守名簿為統計和登記文件，而《陸軍異動通報》為軍令通報，照片又提供了更為詳細的日期，故而相信江口豐潔在1942年4月21日前便已晉升為中佐，且於1943年4月8日前，即已被編入731部隊。
有關江口豐潔在731本部從事具體工作的信息非常稀少，這可能與日軍戰敗後，系統性地銷毀相關證據有關。曾擔任《新聞周刊》（日語版）紐約分社社長的日本作家青木富貴子在其著作《731——石井四郎及細菌戰部隊揭秘》中引述《石井四郎日記》寫道：1945年8月13日，在接受聯合國正式答覆的8小時，石井四郎記錄了7條事項。工兵爆破、焚毀、運出並堆放、去見隊長植村中尉、柴野隊出發、第××來訪、永山和江口清理南棟樓房。「這裏所說的『運出並堆放』指的是研究資料的運出和堆放，而且石井四郎不僅帶走了研究資料，連濾水器和疫苗等也帶回去了。」青木富貴子寫道。
據《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石井四郎日記中所說的江口和永山，即為江口豐潔和731診療部長永山太郎。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所著《侵華日軍731部隊史實揭秘》一書這樣記載後來被充作731第三部駐地的「南棟」：南棟是加茂部隊（731前身，編者註）的本部，位於哈爾濱南崗區日本陸軍醫院南院，主要任務是製造濾水器和土陶細菌彈殼，細菌實驗活動在二層樓內由日本軍醫秘密執行。
江口豐潔在《香港衞生行政》一文中自述，在擔任第三部中佐部長的同年秋，其曾主抓研究用軍犬為前線士兵運水的可能，並在次年9月進行了相關演習。這雖然不是江口自述有關細菌戰的工作內容，但卻意味着江口豐潔在731體系內並未賦閒。
隨着日軍戰敗，江口豐潔也混在731成員中，全鬚全尾兒地回到了日本。沒有資料顯示他是通過何種途徑。
1993年8月10日，波8604部隊第一課細菌檢驗班兵長丸山茂來華懺悔時說：「波8604部隊第二課課長叫江口，他兒子在我現在住的地區經營醫院，他是在那去世的，做執業醫生。」
在石井指導下研究致命菌在點心中存活性狀
那麼江口豐潔為何千里迢迢從哈爾濱731總部被派遣到香港呢？這需要從石井四郎創立的日本陸軍軍醫學校軍陣防疫學教室說起。日本作家青木富貴子在其著作《731——石井四郎及細菌戰部隊揭秘》中引述《陸軍軍醫學校五十年史》說，九一八事變後，陸軍軍醫學校獲批准於1932年4月對防疫部部分地下室進行改造以設立防疫研究室（即後來的軍陣防疫學教室，編者註）。其預算與陸軍軍醫學校分開，另由臨時軍費中支出。
尉官時代主導多項涉菌研究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於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進行檔案查詢發現，1936年2月10日江口豐潔以陸軍軍醫學校軍陣防疫學教室陸軍一等軍醫身份（相當於軍醫大尉銜，編者註），與山田正次、井上義弘聯名發表《關於塵埃中結核菌檢索成績》一文。這是能夠鎖定確切職務和服役部門，且可追溯到最早的有關江口的個人信息文件。
1936至1937年，江口豐潔還在石井四郎升任為主任的陸軍軍醫學校軍陣防疫學教室，以陸軍一等醫官職銜作為聯署者，與白川初太郎先後研究和發表了《各種點心餡中的格內特氏菌、傷寒菌及副傷寒A、B菌的生存性狀研究》、《濱松市食物中毒的格內特氏菌的生物學性狀研究》等多份研究報告。
其中《各種點心餡中的格內特氏菌、傷寒菌及副傷寒A、B菌的生存性狀研究》的報告，是以新製的大福、饅頭、草餅、水羊羹、葛饅頭、銅鑼燒、鹿子餅、上等生果子等點心，通過人工向餡料或原料粉中定量注入格內特氏菌、傷寒菌、副傷寒A型菌（荒井株）、副傷寒B型菌（熊株）等菌液並充分混合，在室溫放置，定期取樣，並進行細菌分離培養，以研究相關細菌的存活能力和時間水平，分析不同介質中水分或糖分等因素對細菌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正常情況下，食物被細菌污染多出現於自然環境下加工環境或攜帶者污染，而人工注入高濃度細菌原液的染菌法雖然能夠提供「病原菌在食物中存活」的基礎數據，但高度控制的實驗條件，更像是在進行一種「極端測試」，用以探索致命病原菌在食物中于各存放環境下的耐受性。
同研究者後續關聯侵港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能夠查閱得到有關江口進行細菌研究的最早文章，是1933年《關於千葉衛戍地部隊發生的B型傷寒的細菌學研究成果》。該文由江口豐潔作為第一署名者與同為陸軍一等軍醫的石井要、若杉豐市及三名二等軍醫（相當於軍醫中尉，編者註）佐藤大雄、酒井忠良、荒瀨精一聯名發表。據中日學者的公開研究，雖然當時的日本陸軍軍醫學校軍陣防疫學教室還處於實驗室階段，但上述細菌研究顯示日軍已就後來被作為細菌武器的B型副傷寒菌進行了系統實驗和研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與江口豐潔共同署名的若杉豐市，即為1941年12月12日因前出偵察而被擊斃於香港大圍的第十七防疫給水部第一任部隊長。
加入華南派遣軍任波8604要員 部隊長承認涉細菌戰
江口豐潔在《香港衞生行政》一文中稱，在1939年初春被正式派遣到香港之前已是軍部少佐。這是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能夠找到的江口豐潔少佐身份的最早時間點。而其文中所稱的軍部，是指華南派遣軍下的第二十一軍。只是隨着日軍於廣東、廣西的作戰任務的結束，原第二十一軍於1941年重新整編成為第二十三軍，即負責對港作戰的第三十八師團直屬上級軍團。而江口豐潔也正是在此階段見證了華南防疫給水部（即波8604部隊）的組建與壯大，並擔任了波8604部隊第二課課長。
1949年12月6日，曾先後擔任過波8604部隊、榮1644部隊部隊長，關東軍第五軍團軍醫處處長的佐藤俊二在伯力受審時承認，「這兩個部隊（指波8604和榮1644，編者註）都曾從事研究和大批生產過用以攻擊中國軍民的致命細菌。」佐藤俊二擔任波8604部隊長的時間為1940年12月至1943年2月，與江口豐潔有着時間上的交集。
1993年8月10日，波8604部隊第一課細菌檢驗班兵長丸山茂來華懺悔證言時，曾提到一段有關江口的經歷：「1939年6月，第二課的士兵來到我們課外面，部隊的本部。聽說只有二課在禮堂觀看電影……好像是石井部隊的影片，大概是把石井部隊做的事情錄成影片了吧。是讓士兵們傳看各種資料，我想應該有這樣的關係……江口中佐是從731部隊來的。所以我想是他自己帶來的影片，讓自己的士兵們看的吧。解剖怎麼做呢？我有時間的時候曾去看過，確實有看的價值，簡直就像大學教授一樣，一邊講解，一邊教大家操作。」丸山茂所回憶的廣州經歷之時，正是江口豐潔於海南島結束鼠疫調查返回廣州後不久。
石井核心班底以海南作細菌戰實踐
1939年4月上旬，曾在石井四郎主管的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擔任一等軍醫的江口豐潔和若杉豐市，以軍醫少佐身份參加了華南派遣軍針對海南島侵略行動。
現藏日本防衛研究所《戰時旬報（後方關係）送付之件（11）》，是記錄若杉豐市與江口豐潔在海南島定安進行鼠疫調查的文件。文件顯示，上述調查集中於1939年2月14日至3月13日之間，其中江口豐潔行動軌跡主要集中在3月1日至3月16日之間，涉及的地點有海口、定安、文昌、瓊山等地。內容不僅涉及採樣、化驗、防疫器材輸送，亦涉及患者治療和防疫給水。上述文件稱：鑒於定安鼠疫的實際情況，應允許軍隊撤離疫區，以進行細菌戰和防疫訓練。江口豐潔在《關於防疫給水的事項及軍政下香港衞生行政》一文也稱，定安確實存在鼠疫危險，且由於居民外逃已成廢墟，建議日軍中止經過定安的作戰計劃，不得已時，需以定安為中心，避開其約4,000米直徑地域適當行動。
由金士成、李鵬瑩、韓宇航撰寫的《從海南島「防疫」看日軍細菌戰「輸送—反哺」模式的構建》一文認為，海南島的鼠疫「防疫」實踐，是由日軍師團防疫給水部主導的一次重要「演習」。在731部隊核心成員江口豐潔的領導下，日軍不僅成功獲得了防疫經驗，而且初步驗證了細菌戰體系中「輸送—反哺」模式的可行性，這對整個日軍細菌戰體系的膨脹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也成為日軍檢驗細菌戰實戰效能的關鍵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