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所谓“台湾有事”妄称为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暴露其对战后国际秩序与历史责任的对抗态度：把侵略历史中的国家罪责淡化为“争议叙事”，再用夸大甚至虚构的风险叙事架空战后国际秩序。在“慰安妇”问题上，高市的立场也清晰暴露了这种错误历史观。

在处理二战侵略历史问题时，高市采取的不是“正面反省”，而是“无理反击”。她把正义力量围绕强征“慰安妇”、劳工等议题的正当追责，描绘成中韩“向世界散布不实信息”，要求日本政府强化所谓“历史外交”，主动对外“纠正”。早在1997年，她就加入安倍晋三等人组建的以所谓“纠正自虐史观”为纲领的议员联盟“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会”，担任代理干事长。2014年，她主导的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就“慰安妇”问题形成决定，公开要求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发表新的“谈话”，以取代1993年的“河野谈话”。2021年，她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称日本“历史外交”过于软弱，应建立跨部门机制对外发声。

在“慰安妇”问题上，高市常用两套话术，其政治目的清晰指向“去责任化”。其一，对“从军慰安妇”一词的表述纠缠不休，强调该说法并非战时官方用语、带有强烈指控色彩，借以达成“‘慰安妇’问题系战后捏造”的舆论操控目的。其二，否认日军“慰安妇”制度存在强制性与国家责任，强调“不存在可证明军方直接强征的资料”。两套话术相互支撑，前者看似是文字争执，实则为后者铺路：先把公众注意力从制度事实转移到称谓，再把国家责任拆解为“个别过当”。

“慰安妇”一词在日语中早已存在，但作为二战时期日军性奴隶制度下受害女性群体的特指性历史术语，是在战后各国学界调查和研究这段历史时，从各类表述中取得共识定型下来的。战时文件既使用“慰安妇”，也使用“酌妇”“特殊妇女”等称谓记录相关人员与进行流动管理。近年日本政府将“从军慰安妇”改为“慰安妇”，是为了切割政府、军队与“慰安妇”的关系。删去“从军”二字，意在表明“慰安妇”与政府和军队无关。其本质上是一种议题转移：把“制度责任链条在哪里”的议题，偷换为“某个词是否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这种转移一旦成立，下一步就更易将国家责任推卸给“民间买卖”。

“河野谈话”明确指出：日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慰安妇”主要是由接受军方要求的商家来征集，但实际中也有很多使用花言巧语或强制等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且确实存在官方等直接参与此事的现象；“慰安妇”在“慰安所”处于被强制状态，生活痛苦不堪。日本右翼将“强制”限定为“是否持枪绑架”，人为切断制度性强制的全链条——从军方需求驱动、行政力量介入，到招募过程的诱骗胁迫与对人身自由的控制，更把国家责任推回“市场自发”，把制度罪责说成是“个别过当”。需要强调的是，“河野谈话”并非外部压力下的政治措辞，而是日本政府在调查基础上作出的正式表述，日本外务省至今仍公开刊载其全文。否认谈话关键内容，等于否认日本政府自身调查结论。

国际社会基于档案材料与大量幸存者证言，早已形成清晰结论。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指出，“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受害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日本政府应该道歉。日本右翼继续鼓吹所谓“无强制性”，本质上是要否认国家责任、否定道歉与赔偿的正当性，企图从根子上挑战国际社会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形成的基本共识。

面对高市在历史和安全维度的“双重修正主义”，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有责任用档案、用事实、用国际法说话，坚定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争张目的言行，共同维护东亚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