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在現代化研究之外，金耀基教授的學術研究，還有兩個頗受重視的領域：一個是有關「大學之為何物」的教育問題研究，一個是香港的政治治理。前一項起於金耀基1975年在劍橋大學的訪學，對這家中古時期創立大學的千年存在之幽思，啟發了他對大學理念，大學在發展知識、培養人才、推動時代進步等方面作用的興趣。相關研究思考已匯集出版為《大學之理念》與《再思大學之道：大學與中國的現代文明》兩書。應該說這是自蔡元培先生後，華人世界少有的以中文系統論述大學之道的著作。在近幾十年來海內外經濟騰飛、兩岸及港澳大學教育崛起、學府多有衝擊世界名校之志的背景下，金耀基的研究，不能不有其發人深省的獨特價值，亦常常引發關注教育者的共鳴。後一項研究的主題為《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發表後引起學術界特別是香港社會的廣泛討論，「回響之大，非我所預料」。此「不虞之譽」，亦使金耀基在香港立名揚聲，由此成為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人的「座上賓」。

在學者身份之外，金耀基先生其實還有一個在海峽對岸曾廣為人知的時論家身份。「文人論政」，他在當時的台灣大報《中國時報》等寫有不少時論文章。緊迫的時代問題，使他無法埋頭於書齋，「躲進小樓成一統」，只書寫與現實渺然無涉的高文典冊，而在當時台灣社會轉型的重要時刻，風雲際會，扮演了學者與知識分子的雙重角色。「凡在一個時代，特別是社會正處在危盪之際，冷靜地去做一個純粹的學者，這個人不是有特殊的定力和心理結構，便恐怕是復觀先生所說的『麻木無所感觸』的了。」這段金耀基1982年紀念台灣學者徐復觀的文字，其實也是他關注家國命運、情思激盪的寫照。

學術和時論寫作之外，金耀基更以散文寫作和書法名世。他的文章文字典雅，情感雋永，往往融記人、敘事、抒情、說理於一體，有典型的明清小品文風格。以筆者之見，其中《王雲五先生墓志銘》和《天人合一亭——香港第二景》等或是其代表作，短短數百不到千字之文，盡顯斐然文采和超拔見識，是歸有光散文一派的文脈浮現。其散文三部曲《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敦煌語絲》分別敘寫英國、德國和中國大陸旅居時的逸興文思，在在顯現出一名有中國古典文學功底、又受到西方學術訓練的學者型散文家的深厚功力及開闊視野。「這是文學的神韻，是社會學的視野，是文化的倒影，更是歷史多情的呢喃，都在金耀基的胸中和筆下。」散文名家董橋名之為「金體文」。書法方面，金耀基幼承庭訓，翰墨風流，已是譽滿海外的書法名家。其書體風格氣韻生動、搖曳多姿，自成一格，字裏行間常有敦煌飛天之態，文史大家余英時譽之有「一家面目」，或可雅稱「金體書」。

因其多方面成就，金耀基教授早已具有超出社會學界的影響力，有論者甚至將之與歷史學家余英時等三人並列，「在他們身上既有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又有中國文人傳統，在學術上各有所長，堪稱海外中國研究三大家」。

這也是金耀基的特異秀拔之處，他既是飽讀詩書，深受傳統文化熏陶、趨向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生活方式的中國式學者，同時又是認同西方自由價值觀、穿西服打領帶抽煙斗的現代型知識分子。他的風儀氣度，全然不似「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傳統知識人路數。

他沒那麼嚴肅，而是「望之俊然」，青年時期的照片即已顯出貫穿一生的自信自立、風度翩翩氣質，至今仍有生機勃勃的少年氣；「即之也親切」，他的親切感是自然而然就散發開來的。記者一行去訪問他，即使是初相見，沒多久就已是滿座春風，都被他的親切、周到、良言所吸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鴉片戰爭迄今，歷史學家唐德剛說中國是在走「歷史的三峽」，他認為徹底走出要200年，即從1840年到2040年。您認為中國完成真正的現代化轉型還要多久，路徑和方法又是什麼？

金耀基：你問中國現代化轉型還要多久，我想你是問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需要多久才能完成。我認為最中心的考慮是一個關於教育的問題。今天，大學與科學是一共生體，前面說到，大學是知識工業的重鎮。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人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看中國也好，看美國也好，要知道一個國家的明天，最好就看今日的大學教育怎樣？學生的生命姿態怎樣？學生的價值理念怎樣？而看大學教育不只看其水準，也要看大學教育所培育、傳承怎樣的知識內涵？講到這點，我必須說，今天的研究型大學在創造知識上非常傑出，但在學生的培養上往往是有偏失的。簡單說今天研究型大學為學生所開設的課程，90%以上是「科學」的知識，亦即是求「真」的「知性之知」；而傳統講「德性之知」的知識，亦即關乎道德與價值的人文知識，往往被邊緣化，甚至「失位」了。此所以哈佛大學的魯易斯（Harry Lewis）會寫出《卓越但沒有靈魂：一間偉大的學府如何會忘掉什麼是教育》（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這樣的書！他批評他所屬的哈佛大學的「本科教育」是沒有「靈魂」的，正因為哈佛的本科教育缺失了「德性之知」的人文知識。

在科學當陽稱尊的氛圍下，中國2000年信奉不疑的「大學之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實際上已在今日大學中漸行漸遠，被新的大學之道所取代，即「大學之道，在明明理（明科學之理），在新知（創科學之新知），在止於至『真』」。

我對大學求「真」的科學知識絕對肯定與歡迎，但大學如果失去了「德性之知」的價值知識，我會感到不安。我相信中國的大學在構建中國「現代文明」的過程中，應該扮演一個關鍵角色，而中國的現代文明必須包括「真、善、美」三大知識範疇，大學在求「真」之外，也必須承擔起求「善」、求「美」的使命（在中國，善與美是互通的，至善者也必至美）。所以我認為古今的「大學之道」應該並立共舉，不可偏廢，這也是我有《再思大學之道》一書的由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對大學教育素有研究，出版過《大學之理念》等多部著作。曾有一種說法：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或是「華人的世紀」。您的看法很冷靜：如果華人社會沒有五十到一百間的第一流大學，就很難想像21世紀會是華人的世紀。大學為什麼這麼重要？想聽您對今天大學教育的觀察和思考。

金耀基：大學在現代社會已經處於一個「中心」的地位。我上面已經一再提到，在二十世紀，大學已是「知識產業」的重鎮，所有經濟、軍事、科技的進展都依賴「知識」。如實地說，一個國家的國力表徵，不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是一種「知識力」的展現。而大學恰恰是知識力的主要源頭。二十世紀之所以是「美國的世紀」，還是因為美國擁有近六十間以上的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現代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的功能，不只是培育人才，更是創新知識。

香港的大學在過去四十年中取得了極為耀眼的成績。今天香港的公、私立大學已有十間以上，最難得的是其中五間更位居世界百強之列（五間之中有兩三間還進入世界五十強）。在世界城市中，香港是獨一的。當然，我們知道，中國內地過去四十年來都奔跑在現代化的快車道上，所創下的驚人的經濟成績，有目共睹。在大學的發展上，百年名校的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大、交大等，都一一光彩重顯，昂然進入世界大學的前沿。世之論者，都認為中國大學教育之復興為中國和平崛起的根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學在科技方面有傑出成就，中國的科技專利已超過美國，美國刻意對中國科技的打壓，決不能長期阻擋中國科技的發展與創新。最近，一群浙江大學的畢業生創建了DeepSeek，震驚世界，也令我老懷歡暢。

回到大學這個主題，中國的現代化，講到底必須依賴知識，而大學是創造知識的主要基地，因此大學在中國現代化中扮演了根本性的角色。中國現代化的終極願景是建構中國「現代的文明秩序」。這個文明秩序，不只是經濟的、政治的，也必然包括道德、倫理與美學的秩序。因此我要再次強調，今天中國的大學的「大學之道」，追求「至真」還不圓滿，還要追求「至善」和「至美」。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已在香港生活了55年，您在文章中寫「每次回香港都有回家的感覺」。請教您，香港吸引人的是什麼？幾十年過去了，香港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香港的機遇又在何處？香港要繼續保持競爭力，需要堅守的是什麼，哪些是不應該改變的？

金耀基：內地是我的原鄉，台灣我生活過18 年，從中學讀到大學、研究所，父母都埋骨於那裏的青山，香港我待過最長時間，迄於今日。這三個地方都是我的家鄉。上帝的安排真是很奇怪，當年香港被割據給英國人時，清朝皇帝都不知道香港是在哪裏。沒想到到了20世紀香港成了「東方之珠」，變成一個一流的國際都市，有商業上的璀璨成就。

香港為什麼能吸引人？我認為，首先就是香港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當年中國知識人所嚮往的「自由」。五四「救亡壓倒啟蒙」的變奏，壓倒的正是「個體自由」。「救亡壓倒啟蒙」高舉的是「集體」的解放，也即國家的自由和民族的獨立。在當年歷史脈絡裏必然這樣，當年中國任何一個有民族憂患意識的人不可能會說：我要個人自由，不要國家自由。但香港沒有這個負擔。

香港真正使人安心的是「法治」。五四時期先賢們追求賽先生、德先生，卻沒有追一個「羅先生」（法律Law），是很可憾的。有法治的地方，沒有民主，但可以有自由；法治不落地的地方，不會有自由，也不會有真正民主。香港的「法治」，為社會提供了「秩序」，為個人提供了「自由」。蘇東坡有詩：「此心安處是吾鄉。」在香港生活的人，不論原住地是何處，但香港法治使人心安，便不知不覺視香港為家鄉了。

鄧小平先生在香港九七回歸的問題上，堅定收回主權，但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這是極具智慧的制度創建。它保障了香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當然也保障了香港的法治與個體自由。坦白說，香港回歸28年，也曾經歷了多次挑戰（移民潮）與劫難（2019年修例風波），但今日仍然保有一定的吸引力與競爭力（香港仍是最自由的經濟體）。說到底，還是因有「一國兩制」的憲制保障。重中之重，香港需要堅守的是「法治」，不應該改變的也是「法治」。法治在，香港的生活方式、香港的國際性、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教育樞紐地位、香港人創造機遇的活力與信心，都還會在，不僅有今日，還有明天。

國安法落地香港後，對於其中一個論點，即「因國安法的刊布，香港的法治已死」，我認為是過度解讀了。香港法治之「死」與「生」，不是決之於香港有沒有國安法，而是決之於香港法官在審理事件時是不是遵守「程序理性」，是不是具有Dicey和海耶克的「法治觀」。當然，今天香港的法治受到了考驗，但迄至此刻，我對香港的法治是有信念的。我深以為香港的法治，作為一種制度和文化，都是值得兩個中國人社會內地和台灣，借鏡取鑒的。

【特寫】「但知青春喚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

「聽其言也生動」，金耀基先生口才辨給，出口成章，記憶力超強，年輕時即有片言解紛、一座俱歡之才。還在新亞書院時期，主持每月一次的「文化聚談」，發言嘉賓中不乏金庸、余光中等大家翹楚，他每次介紹嘉賓的吉光片羽、短言簡辭，往往受到聽者激賞。即使已九十高齡，他仍頭腦敏捷，反應無間，不拿草稿、不看提示，滔滔不絕兩三個小時，敘事之流暢，邏輯之清晰，讓人嘆服。對最新的國際時事和科技動態，他也一清二楚，新出AI產品「豆包」、DeepSeek等術語脫口而出，其間還不時提起在場同事的姓氏，以使有所參與討論。

「金鱗豈是池中物，一遇風雨便化龍。」金耀基先生一生的際遇成就，固然是他的遠見卓識、才華文思所致，也未嘗不是個人明智選擇以及上天護佑的結果。還在青年時代，他老師寫信談他未來的人生路徑：「吾弟出處，治學或從政，皆是相宜，惟擇一而專心為之，成就必更大。」這是老師的知人論世。對他有寄望的友朋亦多有人在。台灣名士、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就曾寫信建議他從政。不過，當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當面邀請他出任立法局議員時，他當即婉拒。港督府秘書私下說：「沒有人會拒絕港督邀請的。」

但也不要以為金耀基就是不問政治、在政治領域沒有是非原則的鄉愿。白雲浮狗，世事滄桑，不動的永遠是人心人性，變與不變，端看當時的社會結構和實施條件。他對重大時事問題有自己的定見，也不吝於寫政論和通過媒體採訪來表達。其觀點有時未必會被各方接受，有的甚至引起過軒然大波，他還是想說的就說，這是他在嚴謹學者本色之外，知識分子的率真灑脫一面。在本次訪談中，他的部分觀點也有所呈現。

這應該也是他屢遇前輩和上司欣賞厚遇，一生交遊廣闊，和幾代海內外知識界巨子錢穆、徐復觀、殷海光、楊振寧等交誼厚重的個性底色原因。余英時先生去世前當晚，還和他隔洋通話。他說他和余先生專業不同，對世事觀點亦未盡相同，但兩人相悅相識，聲氣相通。他說：「我和英時大兄半世紀的相知相交，是有緣，也是我一生中的幸事，深感『有緣有幸同半世』。」

2025年2月14日是金耀基先生90歲生日，回望往日歲月，金耀基先生雖幼年遭遇戰亂，但也趕上和平年代以及知識分子受尊重的好時候，因緣際會來到香港當教授，交遊廣闊，可說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多年來，做學問、寫文章、辦教育，立言立德，人生可稱圓滿。在這個階段的金公，還有什麼感想想要和讀者分享？

「最近我送了友人一幅字。于右任曾經寫過一首詩，前面兩句是：『不信青春喚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第一句話充滿浪漫的豪情，相信青春可以喚回；第二句話是對中國歷史或個人的書寫，充滿可以不朽的信念。我改了首句兩個字，用『但知』換了『不信』，即『但知青春喚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這是對我自己說的：青春是喚不回來了，但相信我寫的東西應該不會完全成灰。」

金公言，每個人都生活在當下的每一天，盡可能不要讓光陰虛度，要時刻不忘充實自己，把事情做好。「到了像我一樣的年紀時，總會回過頭來想，有沒有浪費生命？世上很多人的生命是浪費掉的。有的當然是因客觀原因，一個大運動來了，再有自我反省能力也無法特立獨行，這不是哪個個人可以抵擋的。所以，我覺得我這一生是很幸運的，成人後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厄運。我們活着，有時也要提醒一下自己活着的意義。坦白說，我是很入世的，我從沒有懷疑過活着的意義（有太多的原因）。也許我喜歡書寫，一生與書寫結下不解之緣，故說：『我書寫，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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