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
近日，得肖昀博士馈赠其尊翁萧清教授所著《中国古代货币史》《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二书，捧读之际，恍若穿越时空隧道，与我三十年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师从周升业教授时的学术记忆欣然重逢。那时在财政金融学院聆听师长教诲，常闻萧清教授之名。今展卷细品，字里行间跃动着历史的厚重与学术的温度，既见考据之严谨，亦含洞见之锋芒，更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萧清教授(1925-2008)堪称中国货币金融史研究的拓荒者与播种机。其学术生涯始于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科建设浪潮中，投身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初创伟业，与黄达等教授共同搭建起“货币流通与信用”的核心教学体系。1978年人大复校后，先生以敏锐的学术嗅觉，率先开设《中国货币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两门新课，如破冰之犁，在百废待兴的学术荒原上犁出深辙。他的课堂旁征博引，将甲骨文里的“贝”、先秦的布币刀币、唐宋的交子会子，乃至近代的银元纸币，串联成一部鲜活的货币演进史，让枯燥的金融史料化作生动的时代镜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金融学子的学术根系。
两书虽以“古代”“近代”分册，实则一脉相承，皆为先生学术生涯的里程碑。《中国古代货币史》首版于1984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学术研究亟须立足本土的理论建构。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吸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考古新发现，将殷墟甲骨、秦汉封泥、唐宋窖藏等出土文物与文献典籍互证，首次系统梳理了从商周贝币到清末制钱的发展脉络，破解了“子母相权”“钱帛兼行”“银钱并用”等历史谜题，被胡寄窗先生赞为“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史”，为学科确立了科学的研究范式。
《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则聚焦1840年以降的百年变局，以白银外流为起点，串联起太平天国时期的通货膨胀、晚清的银两银元之争、北洋政府的币制混乱、国民党统治区的恶性通胀，直至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金融实践。书中尤为珍贵的是收录了“广州对欧美海上贸易中的鸦片与白银”“历年上海国外汇兑表”等40余幅金融数据统计表，以量化分析破解近代金融“乱局”，填补了近代金融史研究的实证空白。2024年东方出版社将两书重装推出，不仅是对先生学术遗产的致敬，更在数字金融浪潮中为后人提供了观照历史的明镜。
两书的出版意义，远不止于史料的堆砌与史实的梳理，更在于构建了中国货币金融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在古代部分，先生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揭示了中国货币“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从称量货币到铸币，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独立发展路径，彰显了中华文明在货币制度创新上的领先性；在近代部分，通过剖析外国银行侵略、官僚资本垄断与红色金融崛起的三元博弈，展现了中国金融在民族危机中艰难转型的内在逻辑。这种立足中国实际、贯通历史纵深的研究范式，为当代金融学者树立了“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典范。
一、史海拾贝：千年货币史的全景透视与独特范式
1.《中国古代货币史》：货币形态演进中的文明密码
书中以“货币形态—流通制度—社会影响”为主线，勾勒出古代货币发展的三大阶段：先秦至汉的“多元共生期”，贝币、布币、刀币、圜钱因地域经济差异并行，秦半两的统一标志着“圆形方孔”货币体系的奠基；魏晋至唐的“钱帛兼行期”，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的此消彼长，折射出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博弈，贞观盛世的“钱帛双本位”更成为古代货币制度弹性化的典范；宋至清的“纸币探索期”，交子的诞生早于欧洲纸币六百年，展现了宋代金融创新的勇气，而明清白银货币化则印证了中国经济与全球贸易体系的早期接轨(如西班牙银元通过马尼拉大帆船流入)。
先生特别注重货币背后的社会结构变迁：战国布币上的地名铭文，揭示了诸侯争霸中的经济割据；唐代飞钱的出现，反映了商业资本的崛起与金融汇兑的需求；明代一条鞭法以银计税，倒逼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这种“以币观史”的视角，让货币成为解读中国古代经济政策、阶级关系、国际关系的钥匙。
2.《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转型剧痛中的金融突围
近代部分以“冲击—反应”为主轴，展现了中国金融在殖民侵略与民族自救中的挣扎与创新：鸦片战争后，每年约500万两白银外流(1821-1840年累计外流1亿两)，引发“银贵钱贱”危机，农民赋税负担加重，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经济诱因；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在广东开铸“龙洋”，开启中国机制银元时代，却导致各省滥铸；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恶性通货膨胀，1937-1949年法币发行量增长397倍，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445亿倍，物价上涨了4万亿倍，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却通过“物资本位”(如盐、棉、粮食为准备金)发行边币，成功稳定物价，展现了不同政权的金融治理能力。
书中对金融机构的嬗变尤为关注：外国在华银行通过“拆票”“贴现”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中国新式银行(如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虽效仿西方制度，却因官商勾结陷入困境；而山西票号、宁波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在外国银行冲击下创造性转型，如票号开展汇兑业务支持晋商万里茶路，展现了传统金融的韧性。
3.治学特色：三重维度铸就学术高度
其一，史料实证与理论升华的统一。先生既重视殷墟甲骨、居延汉简等第一手资料，又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货币拜物教”在古代的表现，如明代商帮“藏银窖”现象背后的资本积累困境。
其二，微观考据与宏观视野的交融。小至一枚秦简上的“钱十一当一布”记载，大至明清白银流入对中国GDP的影响估算(3.3亿两白银流入，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皆纳入研究框架。
其三，学术传承与创新的结合。在古代卷中纠正了“交子由民间商人首创”的旧说，指出其诞生实为民间资本与官府监管合作的成果；在近代卷中首次系统梳理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成功抵制日伪经济掠夺，为红色金融史研究奠定基石。
二、以史为鉴：在历史纵深处寻找当代金融的破局之道
1.货币形态变革：从“有形之币”到“数字之魂”
古代货币形态的五次重大变革(贝币→金属铸币→纸币→银元→人民币)，本质上是技术进步与经济需求的产物：宋代造纸术、印刷术的成熟催生交子，近代机器铸造技术推动银元普及，当代数字技术则孕育了数字货币。对比北宋交子发行初期“每贯铁钱交子收30文手续费，准备金率30%”，与后期因政府超额发行导致贬值的教训，启示我们：数字人民币的推广需构建“技术创新+制度约束”的双轮驱动，既要发挥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性、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性，更要借鉴古代“钱监”(宋代货币监管机构)的经验，建立动态准备金制度与风险预警机制。
从更宏大的视野看，明清白银货币化过程中，中国因依赖海外白银输入而受制于国际银价波动(如1931年世界银价暴跌导致中国白银外流)，这与当代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货币主权与资本开放”平衡问题异曲同工。古代“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货币文化(如唐代“开元通宝”影响日本、朝鲜货币体系)，为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场景设计提供了文化自信——我们完全可以在吸收区块链技术优势的同时，坚守“央行中心化管理”的中国特色，避免重蹈近代“银元体系受制于列强”的覆辙。
2.金融机构演进：从“钱庄票号”到“数字金融生态”
近代金融机构的兴衰史，恰似一部“传统与现代”的共生演化录：山西票号以“身股制”“顶生意”激发员工积极性，其“汇通天下”的网络布局比西方银行早半个世纪；上海钱庄的“庄票”制度(一种由钱庄签发的信用票据，可流通转让)，在19世纪末承担了埠际贸易结算职能，展现了传统金融的信用创造能力。这些本土金融智慧，为现代中小银行差异化发展提供了灵感——或许不必盲目模仿西方投行模式，而应深耕“熟人社会”信用网络，借鉴票号“连保制度”(贷款需有三家以上商户联保)，开发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普惠金融产品。
反观外国在华银行通过“关税盐税抵押”控制中国财政(1913年“善后大借款”中，列强以盐税为担保借款2500万英镑)的教训，警示我们在数字金融时代必须坚守金融主权。当前部分平台企业试图构建“超主权”的金融生态，实则与近代外资银行的“治外法权”(如汇丰银行拥有在华发行纸币权)有相似的风险敞口。我们应从革命根据地“边币与法币斗争”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建立“监管沙盒”制度，既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又划定“不得触碰货币发行权、不得垄断数据”的红线，构建“政府监管+市场创新”的良性互动格局。
3.金融实践创新：从“红色金融”到“普惠金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创造的“实物本位制”堪称金融实践创新的典范：1942年边区政府以粮食、棉花为准备金发行边币，规定1边币=1斤小米，成功将货币价值与民生必需品挂钩，使边币在日伪“联银券”和法币的双重挤压下站稳脚跟。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理念，正是当代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数字时代的金融创新，不应沉迷于“流量变现”“算法歧视”，而应回归“服务实体、惠及民生”的本质，如借鉴边区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经验，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农村“信用白户”，通过“生产订单抵押”“养殖保险增信”等方式，让金融活水真正浇灌到小微企业和农户田间。
近代金融史中，“金融安全”始终与国家主权紧密相连：1935年法币改革后，英国通过汇丰银行参与法币外汇管理，美国则通过《中美白银协定》控制中国白银定价权，导致中国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这对当前应对国际金融风险极具警示意义：在数字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既要积极参与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体系(如CIPS系统)的建设，更要构建“金融防火墙”，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防止“数字金融霸权”对我国货币主权的侵蚀，重现革命根据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金融斗争精神。
4.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从“货币哲学”到“文化自信”
两书字里行间渗透着中国独特的货币哲学：西周“子母相权”理论(大钱小钱搭配流通)蕴含的货币数量论思想，早于西方经济学家休谟的货币理论；《管子》“轻重九府”学说提出的国家调控物价、平衡货币流通的理念，成为历代“常平仓”制度的理论基础；明代张居正“白银货币化”改革中“利出于一孔”(由政府掌控货币发行权)的主张，至今仍是金融集权与分权平衡的重要参考。这些本土思想资源，为构建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厚滋养，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金融话语体系。
从世界视野看，中国货币史的独特性恰在于“多元一体”的包容品格：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形态各异(燕刀、齐布、楚蚁鼻钱)，却在秦汉统一后形成“圆形方孔”的文化符号；近代银元体系中，“龙洋”“鹰洋”“站人洋”并存，最终在民族意识觉醒中走向“袁大头”的相对统一。这种“和而不同”的历史基因，启示我们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既要吸收纽约、伦敦的成熟经验，更要凸显“金融+文化”的中国特色，让金融地标成为文化自信的载体。
掩卷长思，萧清教授的这两部著作，不仅是严谨的学术专著，更是一部流动的金融文明启示录。它告诉我们：货币的演进史，本质上是人类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斗争史——从贝币的以物易物到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从钱庄的算盘计息到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技术在变，场景在变，但金融服务于人的本质从未改变；它更提醒我们：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必须扎根于自身的历史土壤——近代史上，无论是“全盘西化”的币制改革(如1933年废两改元后仍受制于国际银价)，还是“闭门造车”的金融封闭，都曾付出沉重代价，唯有立足国情、兼收并蓄，才能走出真正的中国道路。
